90年代的经学问题
廖 名
春
经学在20世纪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巨变。本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20年代一场风暴下来，变成了无用而且还散发着“梅毒”的“僵尸”。一直到80年代的文化讨论，我们的“先进”们还在重复着以前的老调，将吏治的腐败、物价的飚升、科技的落后、士人的失意……总之，将现代中国的一切一切问题，都归罪于孔老夫子，归罪于以“四书五经”、“十三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学。这就像学生成绩很差，既不责己，也不怨师，而是归罪于祖宗一样有意思。
在“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90年代，学人们开始关注经学，因而有了“国学热”，有了敢于冒“先进”之大不韪的“尊孔读经”的声音。尽管强调所谓的“国学热”其实还很冷；尽管强调所谓的“尊孔读经”只不过孔老夫子是教师，尊师自然可尊孔，《参考消息》可读，经书自然亦可读。但90年代认定“孔”可尊，“经”可读的人已越来越多，研究经学已渐成风气。
90年代关于经学的主流认识可概括为“六经皆史”说。这种经学观有如下内涵：其一，认定经学基本过时；其二，承认“四书五经”或“十三经”中有资源可资利用；其三，以经为史，以经为子。这种经学观虽然较之以前的“僵尸”说有了较大的进步，但仍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经学过时论，看起来是20世纪的新思潮，其实却是先秦诸子的陈调。《庄子》有“六经先王之陈迹”之讥，法家有迂腐而不切实际之讽。但其后中国历史的发展，说明经学不但没有过时，反而在当时是超前。贾谊的《过秦论》对此作出了深刻的总结，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把经学仅仅当成一种可资利用的历史资源，这也是很不够的。“四书五经”或“十三经”有“神”、“形”之分，有“道”、“器”之别。得其大者是得其“神”和“道”，得其小者是得其“形”和“器”。读《易》只看到有社会阶级史料，读《书》只注意周人的“天”与商人的“帝”有什么不同，读《诗》只是为了“多识草木虫鱼之名”，读《礼》只是为瞭解古人的应对礼仪……这是得小而失大，得椟而遗珠。
以经为史，以经为子不能说不对，但经并不仅仅是史，也不仅仅是子。经中有史，比如《尚书》、《春秋》；经中也有子，比如《论语》、《孟子》。但中国史、子，浩如烟海，就它们成了经，原因何在？人们有的归诸帝王的权势，有的归诸际遇……。其实最根本的还是在其本身，在于其本身的“神”和“道”。有了“神”和“道”，顽石也可成金，什么筮辞，什么朝报，什么民谣，什么典仪，皆可为经。有了“神”和“道”，就是圣人来不及选入，后人也可新增，甚至可以后来居上，就像《四书》盖过五经。所以，经还是非经，是由其精神决定的。而对其精神的认同，决非一朝一代、一人一地之选，而是我们民族几千年长期选择的结果，是世界各地的华裔和中国文化圈内各国人民的共识。
余敦康先生说，西方人有旧约、新约，阿拉伯人有古兰经，炎黄子孙也当有自己的经。实为至理名言。我们民族的经是什么呢？能是秦皇汉武的圣旨吗？能是共和元勋的命令吗？能是美国的独立宣言吗？能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吗？都不可能！我们民族的圣经，只能是“四书五经”或“十三经”。
概括起来，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之道，就是仁义思想、时中学说、对待原则。这种经学的精神，已经融入了炎黄子孙的血液，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象征。只要有中华儿女的存在，就会有以仁义思想为代表的经学精神的存在；只要泰山不倒，长江常流，载负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之道的经学就永远不会在中国的大地上消失。经历了秦始皇焚书、异族入主、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之后的中华儿女，对此是越来越有信心。相反，不敢承认以仁义思想为代表的经学，不敢认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之道，以过时论来抹杀它，以经史等观、经子同视说来消解它，不是有派性私心，就是视力如盲。因此，从本位文化的高度来提升对经学和经学精神的认识，实为目前经学研究的最大问题。
90年代的经学研究在方法论上也有一些突出的问题。
其一是甩开注疏，好立异说。90年代关于“四书五经”或“十三经”的书可能是历史上出得最多的。这些书大多分为6类：一是白文类，二是今译类，三是新注类，四是概论类，五是古籍标点类，六是影印类。其中以前4类最多。特别奇怪的是除影印类有少量外，基本看不到传统的注疏。今译、新注多，理由是方便阅读。清人的注解也标点了不少，就是传统的注疏没有标点本。尽管有几家出版社对整理标点十三经注疏有兴趣，但整个90年代，就是没有一部标点本十三经注疏面世。这里面原因很多，但我想主要是经学观的问题。今人治经，主要是为了立说。不甩开注疏，不便于发挥。今人视经为器，重形而轻神，因而对清人的小学功夫格外看重，对清人的注解视为知己。比如《周易》，承认传注疏的解说，今人的种种新说就成了问题。学人们要说它是卜筮之书，就得否定传注疏，强调《周易》与传注疏的区别。因此，主卜筮者如梅花易、纳甲易大行其道；主象数者如清人李道平的《周易集解纂疏》尽管冷僻，也有中华书局的点校本问世。而作为易学正宗的《周易正义》，却反而没有标点本行世。这种怪现象，不能说没有经学观的影响。
其二是不认真研究本经，侈谈经学史。90年代经学史的书，或者说介绍经学的书出了不少。这些书有一共同特点，就是彼此雷同，绝少发明。每看一本，就大呼上当。90年代以经学名家者，大多不治本经。所谓的易学家，所治的是易学史。所谓的尚书学家，所治的是尚书学史。所谓的诗经学家，所治的是诗经学史。所谓的礼学家，所治的是礼学史。所谓的春秋学家，所治的是春秋学史。专经学术史的研究，固然是经学研究的必须。但如对本经缺乏深入研究，写出来的专经学术史又怎能有过人的史识以指导经学研究的开展，实在是一个问题。搞得不好，就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就象数学不好者来辅导你高考的儿子学数学一样。
其三是断章取义，迎合时髦。赶时髦是90年代经学研究的通病。我们的学者从整体而言，似可称之为世界上最具有时代精神而最缺乏敬业精神的研究者。从选题上看，我们的经学论文或著作，大部分是某某经与ΧΧ，ΧΧ者是个框，什么时髦就把什么往里装，比如21世纪、发展战略、企业文化等等。开起会来也是如此，如易学与当代文明、《周易》与21世纪、《周易》与当代文化的走向、《周易》与现代管理、《周易》与信息技术革命、易学思维与电脑更新技术……它经也是如此，总之是俗不可耐。从内容上看，我们的许多研究喜欢去配合政治，为领导者的思想提供论证，把经学研究当作提供名言警句。很少想到要以经学精神去匡正时弊，救世振乏。更有甚者，为了媚世而不惜曲解经义，不惜断章取义，不惜抛弃正解，沿袭旧误。比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已有很强的证据表明，旧说是错误的，“天行”是写卦象，“健”是卦名。但我们的硕学鸿儒就是置之不顾，硬是要沿袭错误，以“天行健”为中国文化的代表精神。有了这种言传身教，又怎能期望治经的后学有严格的职业精神呢？
经学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是高水平的新注。90年代，实际包括整个20世纪，《诗》、《书》、《礼》、《易》、《春秋》都没有出现划时代的新注。而要作出划时代的新注，光靠经学观的改变是不够的，还需要解决一个一个的具体的经学问题。宋人在义理上，清人在考据方面，已经为我们立起了一座座丰碑。要作出与宋人、清人嫓美的经学成果，既需要以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互证，以得故书之真；也得以经学去消化西学，以求义理的提升。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经学研究，才是21世纪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