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与先秦文学史的重写

廖 名 春

目前，文学史重写的呼声很高。所谓重写，无非两途：一是理论的反思，二是史料的出新。在这两个方面如果没有大的进展，所谓重写实质上只能是补写，即补充和修正。就先秦文学史来说，补写已不足以反映目前研究的水平，非得重写不可。这主要不是理论认识的问题，而是史料方面提出来的问题。

首先，出土文献为先秦文学史的重写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就诗歌而言，在马王堆帛书《五行》篇里，有许多引《诗》论《诗》的记载；《要》篇、《缪和》篇不但有孔子论《诗》，还有逸《诗》。郭店楚简《缁衣》篇、《五行》篇、《性自命出》篇、《六德》篇、《语丛一》、《语丛三》既有引《诗》证说，也有对《诗》义及其功用的论述，还有逸《诗》。这些对研究先秦《诗经》，研究先秦儒家的《诗》学和《诗》教，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特别是上海博物馆所收购的楚简，大量逸《诗》本已望外，而孔子的大量《诗》论更是骇世惊俗。以后写诗歌史、写文学批评史，不反映这些内容，只能说是闹着玩。再如上古神话，现行文学史所依据的大多是《山海经》、《淮南子》，而长沙楚帛书和帛画，实在是极好的题材。马王堆帛书里，神话传说也很丰富，如《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和乙本卷前古佚书等。由神话发展而来的志怪小说，魏晋南北朝时盛行，但往上追溯，材料实在有限。李学勤先生认为放马滩秦简就有记人死而复生的志怪故事，其时代较《搜神记》早了500来年。散文方面，材料就更丰富了。从马王堆帛书到银雀山汉简，从郭店楚简到上海博物馆所购楚简，新出逸文比比皆是，以后谈先秦散文，光老一套是不行了，得有些新面孔。

出土文献既为先秦文学史增添了许多的新材料，同时也引发了对传世文献作年的新证。

先秦由于年代久远，史料本来极为有限。这有限的史料，两千多年来免不了有不同的议论。近代以来疑古风炽，人们宁失之疑而勿失之信，因此在史料的去取上过于苛严，凡是有争议的文献，宁信其伪而不信其真，以审慎自矜蔚成风气。近来战国秦汉简帛的大量出土，促使学人们开始反思这一问题。

比如诗歌方面，以前占主流地位的中国文学史著作，皆从西周前期讲起，认为《诗经》中最早的当属《周颂》和《大雅》里的周诗。而杨公骥、张松如、刘毓庆、赵明等则认为《商颂》是商诗，而近年来商诗说愈来愈盛行。依此说，不但中国诗歌史的队要另排，甚至会影响至世界文学史。商诗说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金文研究的成果，而其盛行显然也有这些年来先秦秦汉简帛大量出土的因素。

再如宋玉的散体赋，游国恩等著《中国文学史》只承认《九辩》，其它一概斥为后人依托。而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了《唐勒赋》，汤漳平、谭家健等通过对《唐勒赋》的研究，证明今传宋玉的大部分赋作不容置疑。其说可信。所以楚辞部分，屈原以下，实在还有文章可作。

又如著名的石鼓文，共诗十首，徐宝贵认为其系《诗经》时代的作品，其词汇、章法、句式、韵律、修辞与《诗经》大、小《雅》完全相同。这一结论，是建立在石鼓文与秦系文字字形比较基础上的。没有秦系文字的接踵出土，石鼓文的年代难以证明。

先秦诸子散文方面，游国恩等著《中国文学史》将其划分为3个阶段，一是纯语录体，以《论语》、《墨子》为代表；二是对话式的论辩文，以《孟子》、《庄子》为代表；三是专题议论文，以《荀子》和《韩非子》为代表。这一排队实质是认为春秋时期不可能有《老子》那样的非问答体议论文，沿袭了冯友兰二三十年代的疑《老》论。但70年代初长沙马王堆出土了帛书《老子》甲、乙本，90年代初湖北荆门又出土了楚简本《老子》。事实证明，非问答体议论文不可能迟至战国才出现，春秋时代早已有之。散文发展史无疑要改写。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本有“小说家”，但今天的文学史先秦部分都略而不谈。尽管有《穆天子传》、《逸周书》在，但人们还是认为它们不可信，有伪书嫌疑。现在，由于地下简帛的大量出现，再怀疑汲冢古文已属多余。因此，谈中国小说的发展，应该要从先秦谈起，《穆天子传》等应该要有专门的论述。

新材料的增多，旧材料作年的新证不但引发了文学史料的重新组合和排队的问题，而且也为先秦文学研究一些老大难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机会和可能。

比如《诗经·巧言》第三章“匪其止共，维王之邛”长期存在异解。郑玄《笺》训“邛”为病，训“止”为“职事”，人多从之。从郭店楚简《缁衣》篇可知，“邛”为“恐”之借字，止共即止恭。“臣事君，言其所不能”即“止”；“不辞其所能”即“恭”。而以“言其所不能，不辞其所能”为非就是“非其止恭”，这正是天子所担忧的，因为臣不臣，则君不君，王焉得不惧？由此可知，以郑玄《笺》为代表的传统说法都有问题。

又如《诗·邶风·燕燕》之旨，歧说颇多。楚简的解说是“能参差其羽，然后至哀，君子慎其独也”，主张看轻外在的丧服，而注重内心的哀敬，要做到“至哀”，就必须“慎其独”，遵从专一之道，要为专一于内心的哀敬而敢于不顾外在的形式。由此看，兄送其妹远嫁说、送别情人说、情人出嫁他姓说，显然不能成立。卫定姜送子妇大归说虽然有丧夫之哀，但重点是在定姜对媳妇的不舍，与楚简说也不合。从楚简本和帛书本《五行》篇的解说看，戴妫因其子桓公见杀而大归，庄姜越礼远送而惓惓 于戴妫，是庄姜与戴妫密谋报州吁杀子之仇。正因是为报仇而归，所以庄姜叮嘱其要不顾细行而专一于“至哀”。没有楚简本和帛书本《五行》篇的解说，诗的本旨是难以揭示的。

《毛诗序》的作者和时代是一大公案。阜阳《诗经》残简有“后妃献”、“风（讽）君”等语，与《毛诗序》相近，整理者认为应是《阜诗》的《诗序》残文。《阜诗》的下限是汉文帝15年，这对解决《毛诗序》公案是值得参考的。等到上海博物馆楚简孔子《诗》论发表，我们的认识将会更加深入，这一公案也许就会结案有期。

总之，大量出土文献的涌现，使先秦文学史的重写成为可能。无论是新出简帛，还是传世之作，都有很多的工作等待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