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言到历史，以考据求义理
——答邹新明问
邹：廖老师，您在所从事的专业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但由于您的研究比较专门，可能广大读者对于您并不十分瞭解，因此在正式向您请教以前，请您向广大读者大致介绍一下您个人的背景和治学经历。
廖：我生于1956年，湖南武冈人。1988年获武汉大学文学硕士，
1992年获吉林大学历史学博士，1995年为西北大学历史学博士后，现为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先秦秦汉典籍、新出简帛与中国思想史、学术史的研究。
邹：一般来说，一个人的受业老师对他后来的学术道路都有很大的影响，您认为您的硕士、博士导师在哪些方面给了您很大的指导和影响呢？
廖：我从邵阳师专毕业以后，教了7年中学语文，阅读兴趣广泛，但没有选定研究方向。到武汉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以后，可以说入了章黄之门，学的都是训诂、文字、音韵和古籍整理之学，这奠定了我做学问的基础。我现在专业上如果有独到之处的话，主要就在于这种训练。因此我常常在心里感谢给我以这种训练的周大璞、宗福邦、廖延唐等先生。我攻读博士学位以后，从语言转入了史学，从字词的考据进入了思想史研究领域，开始形成了自己的史观，并尝试把它实践于特定的专题。追溯渊源，可以说考据主要源于我的硕士生导师们，对义理和史观的重视主要受金景芳先生的影响。
邹：金老是著名的国学大师，他的治学多从宏观着眼，而您则以考据见长，您能谈一下您这方面志趣是从何而来的吗？
廖：金老长期从金毓黻先生问学，后入复性书院，师事马一浮、谢无量先生等，但他对宋学不感兴趣。做学问也主要是从考据求义理，走的是史学的路子。重视宏观是他显的一面；隐的一面，其传统史料功夫，一般人不太了解。金老在中国古代史、经学领域是大家，其观点为世所重。但他的论据，一般是传统文献，特别是经书。而近代以来，怀疑经书，蔚成风气，因此金老的观点经常引起争议。我认为金老的观点关系到中国文化的大根大本，争议只有通过进一步的实证才能解决，因而就产生了考据的兴趣。
邹：在您博士毕业到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之后，第一项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当推帛书《易传》的考释研究，您能谈一下这方面的研究吗？
廖：1973年底，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2万余字的帛书《周易》经、传。到1992年止，发表的都是《六十四卦》和《系辞》的释文，这些都是有今本可参照的。无今本可参照的《二三子》、《衷》、《要》、《缪和》、《昭力》5篇易传佚文则一直没面世。而这些佚文对于认识今本《周易》经传、瞭解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与《周易》的关系、研究先秦学术史特别重要。因此，我在李学勤、陈松长、陈鼓应等先生的帮助下，首先作出了这5篇帛书易传的释文，并发表了20余篇论文。这些成果，大致收入了《帛书易传初探》（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一书。关于释文，有些人散布了一些不负责任的说法。其实，拿我的工作与某些人的工作对照一下，只要做过研究的，就会心知肚明。当然，能够读读我的《关余帛书易传整理过程中的一些问题》（《鹅湖》1996年2期）一文就更好。
关于帛书易传的研究，我做了几个重要的工作：一是找出了《易之义》的原篇名《衷》；二是发现帛书易传所依据的是今本《周易》卦序而非帛书《易经》之序；三是考定帛书《系辞》、《衷》、《要》晚于今本《系辞》；四是发现《要》残缺的第1、2行为今本《系辞》下的第10章；五是通过《要》篇的研究，发现孔子晚年前后对《周易》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因此影响了以后儒学和经学的发展。这些工作虽然较为专门，但对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的研究却具有宏观的意义。
邹：在整理帛书《易传》的过程中，您重新审视了易学史上的一些问题，可以说收获颇丰，这与您对易学史的熟悉有很大的关系，据我所知，您在读博士期间曾与同学合作撰写了《周易研究史》。应该说专门从事古文字研究的学者在古文字功底上要比您深厚，但相比之下您在学术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更大一些，其中原因除了对学术史的熟悉之外，您认为还有其它因素吗？
廖：先秦史研究，材料比观点更重要。用第一手材料写成的论文，与用第二手材料写成的论文是不可比拟的。我作帛书易传的研究时，体会很深。因为一字一句都是自己拼接、隶定的，有些字、句的确定，经过了长时间的反复，可以说每一个疑难问题的解决，都有一个曲折的故事。没做过这些工作的人，其论文是可以看出来的。而新材料获得后，得自己作释文，才能作出开创性的研究。这就需要古文字的素养。再者使用别人的释文，也必须进行检验，这也得有古文字的功底。但我们是带着学术史的问题去研究新材料的，瞭解新材料的学术思想内容才是目的。这就与古文字专业的研究有了区别。比如孔子以及先秦儒家与《周易》到底有没有关系，这是学术界争论非常激烈的问题。传统文献，疑古者不相信，你没办法说服他。我看到帛书《要》篇和郭店楚简，首先想到的是利用这些出土材料来解决这一问题，至于对楚文字的一些特殊写法，兴趣就在其次了。据我的经验，一条龙似的综合研究最能出成果。自己作释文，拥有第一手材料，再据此进行史的研究，系联出一串串的问题，以新材料一一作解，往往能够得出许多新结论，可以将新材料的优势发挥到极限。如果局限于单学科的研究，只以狭隘的眼光去分析新材料，所得自然就少。我从武汉大学到吉林大学、清华大学，走的是从语言到历史，从考据到义理的路子，自然会采用一条龙似的研究方法。
邹：您自己经常提到，在博士毕业之后，在学术研究上受到李学勤先生的很大影响，很多研究都是追随李先生的思路深入做下去的。李先生基于对近些年来出土简帛文献的认识，认为对许多古代学术史上的问题应该进行重新审视，您计划通过对本世纪初的疑古思潮的个案研究进行深刻全面的反思，并且已经完成了部分论文，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廖：对疑古学派的批评，在我而言，既有感情的因素，也有理性的因素。早年浸淫于传统文献之中，总觉得疑古学派对典籍的怀疑过了头。后来接触到越来越多的出土材料，认识到与其相信疑古大师之说，不如相信司马迁的《史记》。而时下对疑古学派的评价，与越来越多的出土材料所揭示的事实是相反的。古史辨运动本来应是一场考辨古史材料的学术讨论。但人们评论它的意义时，着重的却是它的政治意义，至于它本来的学术层面上的是与非，即它考辨古史材料结论的正确与否，则往往被人们遗忘了。从宏观、从政治上来讨论其是非，难以取得普遍的认同。而微观的、个案的研究，是非易于评判。所以就想将古史辨运动中讨论过的问题一个一个地从头拾起，重新检讨一遍。微观的、个案的问题讨论完了，宏观的结论自然也就出来了。看看成绩在什么地方，问题出在哪儿，为什麽会造成这些问题。这样，我们以后的学术研究就可少犯些错误，少走些弯路。我个人精力有限，只想一年讨论一个问题，写一篇论文。目前已发表了《梁启超古书辨伪方法平议》、《论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思想起源》、《钱穆与疑古学派》三篇，载于陈明主编的《原道》三、四、五辑。此外，还有《论六经并称的年代兼论疑古说的方法论问题》等有待发表。
邹：您现在所进行的都是微观、个案的考证工作，您有没有考虑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重新写一本先秦或古代学术思想史？
廖：有过这样的考虑，但现在面临两难的处境。一是新出简帛很多，如马王堆帛书、阜阳汉简、银雀山汉简、定县汉简、张家山汉简、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楚简、慈利楚简等，这些材料没有消化以前，写先秦或古代学术思想史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无非是重复或故作姿态。但我又确实接受了写先秦文化史的任务，不可能等到将上述新出简帛全部消化了之后才动手。我对马王堆帛书和郭店楚简做的工作多些，对上海博物馆楚简瞭解则有限，对其它的简帛也有一定瞭解，基本材料都掌握了，根据这种状况写出来的先秦文化史，不可能没有新意，但也会留下诸多遗憾。因此，只好以后随着新出简帛研究的深入，不断修正自己的错误。
邹：据我瞭解，您现在正将以往的论文汇集成册，主要包括易学史和古代学术史两部分，在您过去的研究中，您认为比较满意的是那些方面？
廖：我1992至1995年在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写的有关帛书易传的论文，基本已收入《帛书易传初探》一书。其它与易学有关的论文，收入《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一书；与古代学术史有关的论文，收入《中国学术史论集》，将由岳麓书社等出版。比较起来，我对自己以帛书易传来研究《周易》经传和孔子思想、以郭店楚简来研究《老子》和先秦儒学、以张家山汉简来研究《庄子·盗跖》篇，以及通过对新出简帛的研究来反思古史辨运动这些工作要满意些。
邹：您虽然很少谈及理论方法上的问题，但我想对于您这样一位成果颇丰的中青年学者来说，在您扎实的考据研究的背后，肯定有很成熟的理论支持，您认为是否是这样？
廖：作为一个研究工作者，不可能没有自己的价值追求，但这只是一般，而非特殊。起决定作用的是特殊而非一般。我对实证有特殊的爱好，服膺的是无徵不信。但实证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要用在事关宏观的微观问题上。因此，我非常重视具有前提批判性质的基础研究。具体到自己的领域里，我相信两重证据法，坚持出土材料和传统文献的互证，不是简单地以出士材料来否定传统文献，而是走以出土材料与传统文献相互发明的路子，努力以出土材料为突破口来诠释传统文献。比起疑古说和其它时髦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来，这要有效得多。
邹：您认为一个理想的从事您所属领域研究的学者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廖：逻辑思维要清晰，对文史哲各个领域的基本情况要清楚，要具有较好的文字、音韵、训诂和文献功底。
邹：您经常强调，做学问一定要作对学术研究有一定影响的问题，这就要求在选题上要有很好的学术眼光，您认为怎样才能具备这种才能呢？
廖：首先对学术的前沿问题要清楚，要能抓住关节点。其次要注重方法，经常总结经验。懂得哪些问题在目前条件下是可以解决的，哪些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哪些问题需要创造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解决，自己与别人相比有什么优势，要尽量利用自己的优势去做那些可以解决的前沿问题。
邹：在学术研究上，一直存在汉宋之争，或者说考据和义理的矛盾，您是专门从事考据的，您在这个问题上是怎么看的？
廖：考据和义理在本质上是没有矛盾的。没有考据的义理不能称为学术研究，而没有义理的考据则没有存在的必要。如果是做老老实实的学术研究的话，最好是从考据到义理。
邹：最后问一个专业之外的问题，从现在年轻人的专业选择来看，有越来越倾向于实际的去向，比如，报考经济、法律的学生越来越多，而文史哲研究则门庭冷落。在这样的形势下，您能够安于从事这种专门之学，潜心与先哲对话，在这背后是什么样的精神支撑呢？
廖：生存是第一需要，生存的需要基本满足以后，爱好就压倒了一切。我对自己专业的追求，与棋迷、球迷没有太大的区别。我理解人们为生存的需要所做的选择，但仅仅为了活着，生命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我做研究首先是为了满足自己求知的天性，最怕做扫了自己兴的事。因为自己对专业不感兴趣，研究就做不下去了，就很可能去做别的什么去了。因此，我明知自己的有些研究得罪人，在经济上，在利益上会吃亏，但我为不扫自己的兴，还是忍不住去做了，并且一点也不感到后悔。我也不是不顾及社会责任，缺乏担当精神，但为了社会我完全可以做别的工作，不一定要搞这种专业。我强调这一点，主要是为了将自己的研究与谋生区别开来。在今天的社会里，谋生是很容易的，我们犯不着为此牺牲自己的爱好和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