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学研究的方法问题

廖名春

国学研究能否取得较大的进展，关键就在于研究的方法。关于这一问题，我认为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对于国学研究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来说，应该要有明确的认识，国学研究要想取得大的进展，只能依靠专家，只能依靠精英，不能依靠群众，不能搞群众运动。历史证明，学术研究搞群众运动，往往是一哄而起，一哄而散，鲜有成功的。我们研究中国思想史，查文献一查到70年代中期，关于先秦思想史的文章特别多。是不是这一时期中国思想史的研究特别繁荣，学术成果特别多呢？并不是。许多工农兵文化水平并不高，接触古书的机会少，从来没搞过学术研究，你叫他来写关于孔子的文章，谈儒法斗争，能有多少学术价值？从中央到省，从省到地区，从地区到县、到区、到公社、到生产大队，工农兵学商，大家都写文章，大家都来谈孔孟荀韩，文章多如牛毛，事实上除了增加我们文献调查的麻烦外，并没有给我们的研究提供多少有用的东西。这里面并非没有专家参加，不但有许多著名的老专家，而且还有相当一些年轻的专家，这些年轻的专家甚至有许多在后来也成了国学研究的名家。为什么这些当时的名家和后来的名家参加了评法批儒运动，却没能作出有多少学术价值的工作？原因在于他们只是人家利用的工具，而不是依靠的对象。时至今日，国学研究这种冷僻的工作，是不能可能“热”到形成群众运动的。如果真“热”到形成了群众运动，肯定是组织者别有用心，那么其学术性就值得怀疑了。因此，领导者如果不是别有用心，而是真想研究国学，如果不是从长官意志出发，而是尊重学术规律的话，国学研究就得依靠专家，依靠精英。

第二、国学研究要想取得大的进展，必须与国际学术界的惯例接轨，加强学术规范。国学研究与其它的学术研究一样，衡量其是否有进展的标准主要是质而不是量。而保证质的一个最有效的途径是学术规范。目前学界有一种风气，讨论问题喜谈观点而不愿意谈材料，不愿意谈论证过程。当然谈观点简单明了，容易瞩目；而谈材料、谈论证过程，琐碎且技术性强，而且还容易淹没自己。但是从学术性考虑，后两者才是至关重要的。作为一个研究者，最感兴趣的是你的观点是如何产生的，你使用了哪些材料，你用什么方法进行分析。有一些所谓热点问题，讨论得越多，就越使人糊涂。关键就在不讲学术规范。80年代中后期，讨论中国文化问题颇为时髦，而且有不少人在这场讨论中出了名。当时我读他们的大作，颇为心折。后来看的书多了，大有上当的感觉。因为他们的观点，大多是二、三十年代的翻版。其中有一篇文章谈中国文化的几大特性，当时使我辈最为折服。后来读《民国丛书》，发现有一种谈中国文化问题的书，就是如此讲的。如果注意点学术规范，列出参考文献，不就可以让我们少走点弯路吗？讲《易传》与道家的关系，目前也很流行。其中有不少有得之作，但也有一些人不讲学术规范。钱穆和一些前辈学者，在这方面曾进行过很多深入的研究。但有些所谓名家，对钱等的工作闭口不谈，仿佛问题都是自己发现的，免不了有贪人之功为己有的嫌疑。近来关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日本盐谷温《中国小说史略》的关系、关于顾颉刚与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的关系有了一些争议（关于胡适《红楼梦考证》初稿与日本盐谷温《中国文学概况》之小说一章的关系也有）。攻之者说前者受了后者的影响，辨之者说前者没有看到后者的著作，或不懂日文。笔者认为这种影响到底有多大可以讨论，但“没有看到”说是不能成为理由的。从学术规范来讲，做同一专题的研究，就应该看到一切已公开发表的成果，否则就有缺陷。更何况盐谷温、白鸟库吉都是东京大学的教授。鲁迅和顾颉刚没有列出盐谷温、白鸟库吉的著作，除了别的原因之外，我想可能与我们不习惯称引参考文献的学术传统有关。自然科学的论著，非常注意列参考文献；西方汉学家的著作，原注与参考文献不厌其烦。而我们的人文学科方面的论著，区别非常明显。这种区别，由来已久，至本世纪后半叶以来，愈发严重。研究一个问题，往往从自己讲起，不讲前人时贤作的工作。不仅隐没了别人的成绩，也误导了读者，给后来的研究者造成了麻烦。前些时候有些年轻学人开展了学术规范的讨论，确实是非常必要的。国学研究要现代化，首先就必须与国际学术界的惯例接轨，严守国际学术界通行的学术规范。在讨论《中国古籍总目提要·周易卷》的编撰体例时，我曾提出，在《提要》中不仅要介绍作者的生平、著作的内容，评价其得失，指明著作版本流传的情况，更要向西方汉学家学习，要介绍人们对它的研究概况，列出详尽的参考文献，这样才真正地对研究者有用。但大家觉得一是难，二是以《四库提要》为代表的我国传统的提要体没有这样的体例。因此，此议只好告息。由此可见，在国学研究中提倡学术规范，也并非一件易事。

第三，从事国学研究，要注重实证，要敢于扎硬寨，打死仗。首先选题要量力而行，不可盲动。自然科学的研究讲究实验条件，很多研究没有相当的实验设备是无法进行的。国学研究也是如此。我到朋友家，最感兴趣的是观看人家的藏书。有什么样的藏书就可以看出做什么样的学问。没有独到的资料储备，光靠天才，出思想、出观点，搞国学研究肯定是不行的。有一些问题，就现有材料而言，就只能如此，再下功夫也解决不了。有新材料出现，研究就可能取得突破。因此选题一定要考虑，自己比前贤时人到底有没有优势，没有优势而硬要去研究，是难以做出好成绩的。比如《周易》研究前些时候很热，出了不少论著。平心而论，有得之作少，附庸风雅、信口开河之作多。原因就在于很多研究者热情有余，而超越前贤时人的条件却不足。准备不足而硬要上马，书写得再多也没用。所以目前学界对易学类、“文化”类书籍评价不高，以致我辈耻言，也是有道理的。因此，我辈一定要分清“喜欢”和“研究”。“喜欢”不须讲究条件，而“研究”则非有条件不可。

其次国学研究要注意新材料和传统文献的相互发明。王国维主张“两重证据”法，强调出土材料和纸上材料的互证，这是他成功的经验之谈。对于出土材料，大家都很重视。但如何处理它和传统文献的关系，分歧却很大。一种做法是以出土材料来批判传统文献，否定传统文献的可信性，想单凭出土材料来重建古史。一种做法是以出土材料和纸上材料互证，相互发明。事实证明，前者是行不通的，后者才是正确的方法。只有依靠传统文献，才能解释出土材料；而新材料的出现，也往往有助于发现并纠正传统文献的问题。本世纪以来国学研究的突破，大多都是循着这一方法取得的，今后也将如此。

再次国学研究要重视基础研究，重视第一手材料。只有基础研究取得了进展，应用性的研究才能推进。现在许多人热衷于搞通史，中国通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之类的多卷本、大部头的书层出不穷，但实际互相雷同，绝少新意。人们往往把时间、精力花在编书上，却忽视了具体的、微观的、深层次的研究。在许多重要的学术问题还没有解决时，在前贤留下来的难题还依然如故时，匆匆忙忙地去编这些大部头的东西，又有什么意义呢？买商品往往超级市场最便宜，因为直接进货，减少了中间环节。国学研究也是如此，只搞第二手研究，或者贩买贩卖做中间商，往往难以作出大的成绩。因此，我们的研究者要勇于作基础研究，抓住第一手材料不放，有扎硬寨、打死仗的决心；而国学研究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则要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加强支持第一手材料研究的力度。这样，国学研究才有可能取得大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