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诗论》简研究浅见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  廖名春

上海博物馆藏楚简《诗论》的出版[1]，在中外文史哲研究界产生了极大的震撼，这种震撼，随着研究的深入，只会越来越大。我们感谢楚简《诗论》收购者，没有他们的努力，我们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一睹这些国宝；我们也感谢简文的整理者，他们的创造性工作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但是，在楚简《诗论》“热”起来之时，我觉得还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的研究者注意。

首先，要从形制上进行正确的编连。《诗论》29支竹简的编连，除了马承源先生一种外，还有好几种不同的编连[2]。这些编连，虽然各有所長，但共同点都是注意了文义的联系，而忽视了形制的区别。整理竹简，形制是第一位的，而文义应该是第二位的。只有在一定的形制内，才能按文义将竹简系联。《诗论》简有所谓“滿写简”和“留空简”之别，我们应该“滿写简”归“滿写简”，“留空简”归“留空简”，才能把不同的文献区别开。不顾这一点，追求《诗序》、《讼》、《大夏》、《小夏》、《邦风》之别，只会治丝而棼之。我认为，属于“滿写简”的简1、简8至简29，全部应归诸《子羔》篇。而属于“留空简”的简2至简7，应属另一篇。两者虽同为《诗》论，记载相近，但各有不同的来源。

其次，要科学地确定《诗论》的作者。马承源先生将《诗论》全部29简命名为《孔子诗论》，实质上已认为《诗论》全部29简皆为孔子之语。其实，细加分析，《诗论》简并非全为孔子论《诗》之语。如“滿写简”的如下一段：

“《关睢》之改，《樛木》之时，《汉广》之智，《鹊巢》之归，《甘棠》之报，《绿衣》之思，《燕燕》之情”，何？曰：终而皆贤于其初者也。《关睢》以色喻于礼10……两矣，其四章则喻矣。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以钟鼓之乐14[喻求女之]好，反纳于礼，不亦能改乎？《樛木》福斯在君子，不[亦能时乎]？12 [《汉广》不求不]可得，不攻不可能，不亦智恒乎？《鹊巢》出以百辆，不亦有离乎？《甘13[棠]思]及其人，敬爱其树，其报厚矣。甘棠之爱，以召公[所茇也。《绿衣》]□□□15……[《燕燕》]……情爱也。《关雎》之改，则其思益矣。《樛木》之时，则以其禄也。《汉广》之智，则知不可得也。《鹊巢》之归，则离诸11 [父母也。《甘棠》之报，敬]召公也。《绿衣》之忧，思故人也。《燕燕》之情，以其独也[3]。

这一段是典型的解经形式。主名并不清楚。如果以简文“何”后之语为孔子的解说，“《关睢》之改”云云就是孔子解说的对象，是较孔子更为权威的《诗》说。如果以简文“何”后之语为孔子后学之语，“《关睢》之改”云云就有可能是孔子之说。比较之下，后一种可能性更大。因为在《诗论》的29简里，是孔子语都冠以“孔子曰”，此只称“曰”而不称“孔子”，应该非孔子之语。而“《关睢》之改，《樛木》之时，《汉广》之智，《鹊巢》之归，《甘棠》之报，《绿衣》之思，《燕燕》之情”与下文简27、简29、简26的“孔子曰：《蟋蟀》知难，《螽斯》君子，《北风》不绝，人之怨子，泣不□□□□□□□□……《卷耳》不知人，《涉溱》其绝，《突而》士，《角枕》归，《河水》智，……忠，《邶·柏舟》闷，《谷风》怌”[4]形式相近，颇有“一言以蔽之”的风格。正因是孔子的论断，简文才“一倡三叹”，反复阐释。所以，这一段《诗》论虽然也引证和阐释了孔子《诗》说，但其主体应是孔子弟子之说。不得称为“孔子《诗》论”。

再来看“留空简”的第一段：

□□[问于孔子]曰：“诗其犹广闻欤？善民而裕之，其用心也，将何如？”曰：“《邦风》是也。”“民之有慼患也，上下之不和者，其用心也，将何如？” 04 [曰：“《小雅》是也。”“有……者将何如？”曰：“《大雅》]是也。”“侑成功者何如？”曰：“《颂》是也。《清庙》，王德也，至矣。敬宗庙之礼，以为其本。“秉文之德”，以为其业。“肃雍05 [显相”，以为其]……[5]

这一段“清庙”以前是问答体，问的是孔子弟子，答的方是孔子。自“清庙”起，当是另起一段。主名有可能是孔子，也有可能是别人，尚难确定。

又如“留空简”的第三段：

……[“帝谓文王，予]怀尔明德”，何？诚谓之也。“有命自天，命此文王”， [何]？诚命之也。信矣！孔子曰：此命也夫！文王虽欲也，得乎？此命也，07志也，文王受命矣。《颂》，旁德也，多言厚，其乐安而迟，其歌伸而引，其思深而远，至矣。《大雅》，盛德也，多言02 [……《小雅》]□[德]也，多言难而怨怼者也，衰也，小矣。《邦风》其纳物也博，观人俗焉，大敛材焉，其言文，其声善。孔子曰：虽能夫03……

这一段简文先是引《诗》，然后在“何”之后解经[6]。解经时引孔子论《诗》之语为证，与《公羊传》、《谷梁传》解经十分相似。问题是简文引孔子语是到“文王受命矣”还是到“其声善”。如果到“其声善”，那主体就接近是孔子了；如到“文王受命矣”[7]，主体则还是孔子的弟子。我比较赞成引孔子语是到“文王受命矣”为止。这样，这一段简文则是孔子的弟子解《诗》，屡引孔子《诗》论为说。

由此可知，除了孔子《诗》论外，无论是“滿写简”还是“留空简”，都有非孔子《诗》论的存在，其人可能是孔子弟子，也可能是再传弟子。记载这些《诗》论的，又当是他们的后学了。因此，将这些《诗》论全部称为“孔子《诗》论”，并不十分妥当。我们在研究时，必须分清哪些是孔子《诗》论，哪些非孔子《诗》论，不然，差之毫厘，就会失之千里。

第三，要正确地释读简文。《诗论》简称《国风》为《邦风》，整理者认为《国风》原为《邦风》，是汉人避刘邦讳，改“邦”为“国”[8]。这是正确的。但据上引“留空简”的第三段，能不能说明《诗经》原本是《颂》、《雅》、《风》而非《风》《雅》《颂》呢？我以为不能。这从上引“留空简”的第一段可以证明。这一段先问“诗其犹广闻欤？善民而裕之，其用心也，将何如？”孔子答曰：“《邦风》是也。”又问：“民之有慼患也，上下之不和者，其用心也，将何如？”其下虽有脱简，但据上下文义，我们可以补出“曰：‘《小雅》是也。’‘……者将何如？’曰：‘《大雅》”等，接上“是也。’‘侑成功者何如？’曰：‘《颂》是也’”，就可知道，孔子与弟子问对，是从《邦风》到《小雅》，再到《大雅》，再到《颂》，与今本《诗经》之序全同。但上引“留空简”的第三段又如何解释呢？我认为这是倒数。数数可以说1、2、3、4、5、6、7、8、9,也可说9、8、7、6、5、4、3、2、1,可以由到大，也由大到小。比如《周易·彖传》：“晋，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晋卦下坤上离。“明出地上”，释上下经卦之象，由上到下。明，指上离为火、为日；地，指下坤。“顺而丽乎大明”，释上下经卦之德，由下到上。“顺”，指下坤之性；“丽乎大明”，指上离之性。又如：“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卦下坎上震。“险以动”，是说解卦下坎有险性，上震有动性，这是由下到上。“动而免乎险”，则是由上到下了。《说卦》也是如此，既可顺数，也可逆推。其第三章是顺数：“天地定位，山泽通气，水火相射，雷风相薄。”第四章则是逆推：“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之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9]所以，《风》《雅》《颂》既可顺数，也可倒数，不能一看到简文有倒数《颂》、《雅》、《风》就说《风》《雅》《颂》之序错了。

简文的《角幡》、《河水》、《牆又荠》[10]几篇不见于今本《诗经》，整理者以为佚《诗》。其实，《牆又荠》即今本《诗经·鄘风》的《墙有茨》，是文字假借的问题[11]。《河水》当是《伐檀》的别名，因“河水清且漣猗”等句得名。而韦昭《国语》注以《河水》为《沔水》之误，杜预《左传》注以《河水》为佚《诗》，都是错误的。《角幡》当读为《角枕》，即《唐风·葛生》，因“角枕粲兮”一句得名。

一些人风闻《诗论》简的片言只语，並没有经过详细的考察，就匆忙地以《诗论》简为据，大作毛《序》的文章。而简文论《诗》重神，而毛《序》说《诗》重形；简文论《诗》重意，而毛《序》说《诗》重史，两者显然是两种说《诗》的风格。比如其论《甘棠》7篇，《诗论》简尽管与毛《序》论《诗》都强调礼义教化，其论《关雎》、《甘棠》、《燕燕》之义或相同，或相合。但论《樛木》、《汉广》、《鹊巢》、《绿衣》却各不相同，特别是毛《序》总是具体指出每首诗的背景、所涉及的人和事，如于《关雎》、《樛木》则称“后妃”，于《绿衣》、《燕燕》则言“卫庄姜”，于《汉广》则说“文王之道”，于《樛木》则曰“夫人”，而简文除《甘棠》一诗称举“召公”与毛《序》同外，其余则只言诗义，不说所关涉的人和事，与毛《序》有明显的不同。以此来解决毛《序》的作年，又有多少说服力呢？

因此，《诗论》简研究的当务之急是解决文献学方面存在的问题，只有在竹简的编连、文字的隶定、字词的释读、作者和作年的探讨等基础性问题解决之后，才能进行学术史的深入发掘，才能进行义理的探讨。绕开这些问题，我们就将是把七彩楼台建立在沙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