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古与史料审查
廖 名
春
先秦文学习惯上分为神话、诗歌、史传文学和诸子散文四大部分。这四大部分的研究都有一个史料审查的问题。根据不同的史料审查的尺度，写出来的先秦文学史不可同日而语。比如我们所艳称的《诗经》、《楚辞》，照“屈原否定论”，《楚辞》就得从先秦文学中排除，因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屈原无其人，还谈什么屈原的作品？同一个《商颂》，是商人的作品与是春秋宋人的作品，从文学史的角度看，简直有天壤之别。因此，要写出一部好的先秦文学史，要准确地评价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就必须做好史料审查工作。不然，优者难以见其优，劣者难以见其劣，史识就无从谈起。
20世纪占据主流地位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其关于先秦文学的描述，主要是建立在疑古学派工作基础之上的。现在大学的课堂里讲先秦文学，也基本上以疑古学派的鉴定为准绳。多年来我们坚信疑古理论，也毫不怀疑疑古学派审查史料的客观性。但是，随着70年代以来大量先秦秦汉简帛的出土，疑古学者的论定一个一个地被证伪。从诸子散文来看，他们认定《老子》晚出，几成铁案，而70年代就有西汉前期的帛书本出土，90年代竟然又有战国中期偏晚的楚简本面世；他们咬定“吴有孙武子，伪其人也”，“《孙子》十三篇，洵非春秋时书，其人则自齐之孙膑而误”，而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西汉墓既出土了《孙子兵法》十三篇及其佚文五篇的残简，又出土了《孙膑兵法》十六篇的残简。诗歌方面，他们否认屈原的存在，剥夺了宋玉对其许多赋作的署名权，而西汉前期的墓葬中就出土了《离骚》和《涉江》残简，汤漳平等通过对银雀山汉简《唐勒赋》的研究，则证明了宋玉大部分赋作的可靠性不容置疑。史传文学方面，随着帛书《春秋事语》的出土，《左传》“刘歆伪造说”已几成笑话。……这些事实告诉我们，疑古确实出了问题，其审查史料的客观性值得反省。
反省疑古精神的客观性，首先遇到的就是疑古与史料审查的异同问题。
长期以来，人们把疑古等同于史料审查，以为疑古就是史料审查，肯定史料审查就得肯定疑古。其实这是认识的一大误区。
史料审查是一客观的工作，价值应该中立，既不以信为荣，也不以疑为耻。但疑古则不然。胡适作为近代疑古学派的导师，1920、1921年时就将疑古精神概括为：“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 这种价值观说明疑古从来就不是客观的史料审查工作。如果是客观的史料审查的话，疑古失之与信古失之都是失，谈不上什么“宁”。所以，疑古拆穿了就是宁失之疑而勿失之信，宁信有伪而不信有真。这以疑古为荣、以疑古为能的精神与史料审查的客观性是截然不同的，决不能混为一谈。
论证过程上，疑古与客观的史料审查也迥然有别。如果是客观的史料审查的话，我们先应对上古史料一一进行审查，一本一本书地进行辨证，然后根据审查辨证的客观结果对上古史作一结论。这是科学研究的一般规律。而疑古学派则不然。他们宣称大禹是爬虫，上古历史大多只是幻影，不是在庞大新史料出土后，也不是在一本书接着一本书地辨证，一件事接着一件事辨证之后，而是依据当时的新观念来解释古史的结果。他们以近代中国事事不如人的现实推论中国古代，以为中国辉煌的古代文明不可信，作为中国古代文明载体的古书自然无书不伪，愈古愈伪。他们演绎出战国秦汉之交、新莽与晋代之时存在着假造古书的运动，产生了大批伪书。以此来看古书，将无疑看作有疑，将小问题放大为大问题。因此，疑古是史观的改变，而不是史料的改变。是以史观改造史料的结果，而不是从客观的史料审查中得出的结论。胡适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说可谓代表。从史观出发“大胆假设”，然后再搜罗史料进行证明。所谓“小心”，就是“合则留，不合则去”。这种以论带史，违反史料审查程序的方法，客观性自然是有限的。
客观的史料审查严格遵守形式逻辑，而疑古的论证多依赖丐辞和默证。这一点，张荫麟和胡适在批评顾颉刚、冯友兰时已多有论述。张荫麟说：“凡欲证明某时代无某历史观念，贵能指出其时代中有与此历史观念相反之证据。若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概念，此种方法谓之默证。默证之应用及其适用之限度，西方史家早有定论。吾观顾氏之论证法几尽用默证，而十九皆违反其适用之限度。”这种“十九皆违反”“默证”“适用之限度”的疑古，与实证的史料审查根本不是一回事，其经不起出土文献的检验是必然的。所谓丐辞，指大前提的不真实。胡适认为冯友兰用来论定《老子》为战国作品的通则皆不能成立。“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之事”、“非问答体之书应在问答体之书之后”等都是丐辞，以丐辞为前提进行论证，“则殊不足推翻旧说”。40年后，湖南马王堆有帛书《老子》甲乙本出；近70年后，湖北荆门又有楚简《老子》。事实印证了胡适批评的正确性。依赖丐辞和默证的疑古，怎能称为客观的史料审查呢？
辩证观念与历史观念是客观的史料审查的题中应有之义，而疑古则以今律古，强古人之所难。疑古者以今人的著作观要求古人，不懂得周、秦古书的形成和流传有其独特的规律，将古书自然演变的过程看作有意作伪，将古书流传中的问题与古书本身的问题混为一谈，将形式上的问题与思想实质上的问题、将局部的问题与主体部分的问题简单地划等号。如此，古书的通例，如不题撰人，分合无定，多经后人附益和增饰，道胜于言，言胜于笔等等，都成了伪作之证。这种酷吏治狱般地深文周纳，造成古书的大劫难。单张心澂的一部《伪书通考》，所辨及之伪书就有1105部之多，将我国古代的文化名著几乎一网打尽。这是一种变相的文字狱，决不能说是客观的史料审查。所以，研究文学史，需要的是客观的史料审查，而不是“文化自谴”性质的疑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