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化的时代：众声喧哗与独领风骚

陈 晓 明

1、前提与现状：不可避免的分离

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文化发生深刻变化，这使任何有历史敏感性的人都难以无动于衷。八十年代初期，各界知识分子统一在“反文革”的历史纲领之下，以思想解放运动为轴心，创建一个伟大的被称之为“新时期”的文化时代。“新时期”是这样一个辉煌的神话，中国知识分子历经磨难，终于走出历史的阴影，站立于时代的前列而成为历史的主体，成为民众的启蒙者和代言人。中国文化很久以来没有象这个时期的文化这样令人激动而充满创造的欲望，它提出了一系列命题却又弄乱了更多的问题。不管如何这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时代，是一个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作用的年代。

只不过仅仅几年的功夫，历史的变迁令人猝不及防。八十年代后期的经济大潮给生活于文化神话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以猛烈冲击，伴随着通货膨胀，消费指数上升，伴随着企业家、个体户、影星、歌星和文化掮客的崛起，知识分子的地位迅速下降。与之相关，文化的经典形式也趋向危机。八十年代上半期的热门话题是“大写的人”、个性解放和主体论；最有说服力的美学定理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最具有煽动性的姿态是反传统、反权威和张扬理性。在“现代性”的思想氛围里，追寻主体性不仅具有理论的超越意义，而且具有实践的能动性品格。意识形态当然不仅仅是现实的简单反映，有时是颠倒的，有时却也是逼真的。八十年代后期在文化上如果有什么普遍感觉或统一命题的话，那么，“主体性衰弱”和“历史神话的终结”可能是这个时代的综合特性。仅以文学为例，八十年代后期不如说是走向“后新时期”。文学的“现代性”追寻，那种对主体和自以为是的个性的强调，对历史和民族命运的赎罪般的沉思，在“先锋派”和“新写实”的叙事中已经面目全非。代之而起的是纯粹的表达欲望，对语词和句式的迷恋，热衷于表现幻觉、暴力、性爱和逃亡等反常状态；“新写实”则对日常琐事津津乐道，沉浸于卑微的快乐和实用价值的观赏。“现代性”的价值谱糸内所指认的“终极性”、“超越性”的意义已经被消解，剩下的是“后个人主义”式的立场和感觉方式。这个时代可以公然宣称“不谈爱情”（池莉）——“爱情”主题一度是主体性神话的起源，它包裹着“人性”、“个性”和人道主义等等内涵，贯穿于思想解放运动始终。从张洁祈求“爱是不能忘记的”到池莉宣称“不谈爱情”，可以看到历史变化之惊人。这个时代的行动格言是“过把瘾就死”（王朔）；男人玩的游戏是“请女人猜谜”（孙甘露）；女诗人娇嗔世人“你不来与我同居”。人们对“当下性”的过分迷恋，不过表明历史之连续性业已丧失，文学话语的讲述者不再把自己当成还原历史的“工程师”—— 一个社会的价值体系起整合作用的精神主体；无宁说他仅仅是寻求语言快感的叙述人，甚至不过是自行其是的“码字师傅”。

不仅文学失去轰动效应，而且社会的“中心化价值体系”也丧失整合作用，。八十年代后期，一度中断的中国“市民社会”（或称之为“民间社会”）趋于形成（一体化或一元化的政治组织制度使中国大陆的市民社会无法存在），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民社会，既偏离权力中枢（所谓“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更远离知识分子的精英主义立场。这个初级阶段的“市民社会”虽然不可能有任何规模化的组织形式，但是它却初步形成自己的价值体系和实践方式。并且它有了自己的文化——正是这个“大众文化”给予知识分子精英文化以猛烈冲击，民众有了自己的娱乐方式。摆脱了被启蒙、被团结、被教育的被动位置的民众，他们哼着流行小调自由自在走向歌厅舞厅，他们看时装表演，玩电子游戏机，打康乐球。他们在卡拉OK的声响效果中追寻“瞬间的辉煌”，在街头书摊流连忘返，凶杀、艳情之类的野闻趣事足以填补闲暇。曾经作为民众启蒙导师的人文知识分子现在被悬置于政治/经济的空档；遗弃于官方/民众的边界。

这无疑使人文知识分子陷入极度的恐慌状态。一个丧失了历史感、无法在社会的价值体系构造中起支配作用的群落，在八十年工后期找不到自己真实的历史位置。某个特殊的历史情境使知识分子以夸张的形式重温了启蒙主体的角色，不管是形式还是内容，这都是一次超越历史真实条件的“重温”，它毫无疑问要一败涂地。随之而来的当然是更加彻底的“悬置”与“遗弃”（当然，科学技术类的知识分子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步受到重视，某些态度鲜明的知识分子也有用武之地）。九十年代初期，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在无所适从中开始分化。某些具有“文化自觉性”的知识分子退回书斋，从据说是“浮躁的”思想史领域转向“沉稳的”学术史阵地。反省八十年代的浮夸学风，重建九十年代的学术规范，以纯粹学人的品格抵御外部世界。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这种立场具有真实的历史意义，他们被历史指认为“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

然而，随着又一轮商品经济大潮席卷中国大陆，经济替代政治成为社会动作的实际轴心，固守中国学人品格的历史依托也随之消失，那种“独立性”和“潜对话”的意义也大打折扣。1992年的经济形势无疑令人振奋，然而对于诸多的人文知识分子来说却陷入更深的危机。这一年到处都流传着科技知识分子在南方获得重奖的新闻，爆发户在祖国各地层出不穷，狂热的圈地运动使中国迅速进入一个经济腾飞的神话时代。这个时代的主旋律，这个时代的生活主潮都与人文知识分子无关。特别是巨额消费和豪华商场，把囊中羞涩的知识分子彻底拒之于幸福的大门之外。大款和大腕成为这个时代的主体，“发烧友”、“追星族”趋之若鹜，大众文化这一次是真正全面而彻底主宰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所谓“高雅文化”、“严肃文学”的败落，不过是人文知识分子失落的佐证。关于“文人下海”的争议居然会成为一个普遍关注的问题，不过表明文人对自身存在的必要性已经没有多少把握。文化失败主义的情绪困扰文坛，它与明星大腕的趾高气昂春风得意恰成对照。某次高规格的节日盛会，大腕们纷纷成为座上宾。这是一次富有象征意义的文化团圆，意识形态的纷争被划出这个圆圈之外。

1993年是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普遍失业的 一年，也是文人纷纷走向市场的一年。对于文学来说，这又是硕果累累的一年。这一年有不少被称之为“严肃文学”或“纯文学”的作品走俏市场，那些被冠之以“文学精品”、“史诗式的巨著”名目的大师之作，居然成为人民大众的热门读物。商业主义的操作原则不仅成为行销策略，而且成为绝大部分所谓“严肃文学”的叙事策略。《白鹿原》这部“史诗”式的作品，开篇就以耸人听闻的性神话为铺垫，以至它不仅能够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发式，而且可以在街头书摊招徕读者。至于《废都》，出自贾平凹这位纯文学“最后一位大师”的手笔，确实是“文学推动轰动效应”以来最辉煌的文学景观。这部号称是讲述当代知识分子精神颓败史的作品（如书名所示），宣称是努力沟通经典文化传统的美文精品；结果却不过是一个关于男人的欲望的白日梦，并且成为一次对古籍的草率模仿。那些莫须有的□□，沟通了有关古典禁书（淫书）的记忆，为饥渴的读者大众提示了无限的想象窨——这就是我们时代的传世之作。面对大众文化的冲击和“严肃文学”的市场化趋势，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又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事实上，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一直存在某种抗拒文化溃败的力量，只不过涓涓细流无以成江河。1989年3月，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以他绝对的姿势完成一次超越性的书写。对于沉迷于语言游戏咀嚼无聊的快慰的“新生代”诗人来说，这是一次无法拒绝的警告。这个也许是非常个人化的行动，被广泛赋予了文化的象征意义。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它的象征意义变得博大精深，有如一部文化学、政治学和神学有机合成的现代启示录。在此同一时期，张承志只身走进大西北高原，以他绝望的圣秆姿态穿越苦难的风沙，走向回民的历史深处。二年之后写下那部非同凡响的《心灵史》。这是一部疯狂之作，它对我们的文明和我们置身于其中的现实不屑一顾，浓烈的宗教情绪混同现代性（或反现代性）的焦虑，完成一次尖锐而又不着边际的抗议。海子和张承志是八九十年代之交非常特殊的现象，它倔强而又无可奈何漂流于精神断层之间，不过给人们以短暂的震惊和有限的警告而已。


2、姿态与位置：部落的基本划定


显然，1993年似乎有一股力量与之呼应，当然，这仅仅是在那种顽抗的姿态方面有相似之处，他们的动机和目标都大相径庭。重提责任感的一批知识分子，再次把自己指认为引导民众的启蒙主体。以精英主义的姿态对大众文化和文化大众进行猛烈攻击，在文化的荒野之中的呐喊，肩负振救文化溃败的历史使命，着眼于重建二十一世纪中国人文精神……等等，表明一个由学院知识分子构成的启蒙主义集团正趋于形成。这个集团混同了八十年代末期固守书斋“纯粹学人”——他们异工而同曲。固守书斋同样有文化示范的意义，它那精英主义的立场既是对大众的超越，也是对大众的引导。

很显然，在当今时代，知识分子（或文化知识分子）的部落划分已经基本完成：

其一、亚文人部落。一大批的所谓文人——这个群体由影视音像制作者、各路艺 名星、通俗读物的自由撰稿人、小报记者……等等构成，在市场经济中追名逐利，他们借助“文化工业”控制或迎合大众，制作这个时代的快乐或陈旧的意识形态。他们毫无颖问是这个走向后工业化社会的亚文化主体。

其二、后启蒙部落。年轻一代的固守精英主义立场的学院知识分子，不会甘于退居书斋，不仅要超越大众，当然要启蒙大众。标榜自由主义，追寻终极价值，修复已经破损的历史，重返历史主体的位置，过于沉重的危机感和激烈的批判性，使得这个启蒙群落具有堂·吉诃德式的“后悲剧”精神。这种启蒙立场虽然延续了五·四以来特别是八十年代的精英主义传统，然而启蒙的历史依据、启蒙的对象与效果都大相径庭——因而这种启蒙在文化上具有某种错位特征，因此把它称之为“后启蒙”更恰当些。

其三、新传统部落。与启蒙部落所不同的是，这个群落明确表示要回归中国传统本位。在他们看来，启蒙主义立场过于西方化，其自由主义基础上的人文关怀也浸透有过于浓重的西方文化色彩，而免陷入目标（振兴中华）与手段（否定传统）的吊诡窘境，。因此，对东方价值的重新诠释，彻底而直接回到民族本位文化，重建和强化当代社会的中国人意识和文化认同感，乃是这个部落的根本文化目标。

其四、后现代部落。这当然也是一个极为松散的群落，它由一群谈论后现代话语的学院知识分子和文坛的散兵游勇构成。这些人对中心化价值解体的文化情境并不表示悲观，对大众文化的兴起也持乐观态度，游走于其中，寻找新的文化资源，或拆解批判，或欢呼雀跃，观望和倾听，拒绝给出文化远景的承诺

与其说这是一个文化陷入深刻危机的时代，不如说这是一个文化全面转型的时期。由少数文化精英引导文化的局面已经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各自为阵的多元化的格局。过去偏执于政治立场展开的争吵，现在业已改变为文化位置和知识趣味的论争和对话。这里也不再有绝对的权威，无论人们如何试图成为中心，都不可能如愿以偿。当今文化真正进入一个众声喧哗的部落时代。

当然，这些“部落”也绝不是完全平等，平起平坐，沆瀣一气，其乐也融融。事实上，潜在的对抗、排斥依然存在，只不过不再具有政治的恐怖色彩，但却带有知识霸权的尖锐气势。在诸多的部落中，却也有独领风骚的群落；在众声喧哗的各种声音中，坚持启蒙立场，倡导人文精神的音调尤为高亢，在这个迷人的美杜萨的歌唱背后，迅速汇集了这个时代寻求济世良方的思想水手。当今中国年轻一代的知识精英再次当仁不让形成一个壮观的新启蒙主义集团，他们的声音为各种官办民办的报刊杂志迅速接受。很显然，启蒙集团是当今最具影响力的文化部落，它汇聚了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大部分的精华，对这个部落的分析和阐释，尽管要冒很大风险，但无疑是理解当今中国文化现状最有效的切入口。

当今的启蒙主义意图，无疑是知识分子思想传统的自然延伸，现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就怀抱启蒙主义理想，这成为中国现代以来的知识分子的本质规定。这个规定在中国建国以来的“思想改造”伟大工程中被不断改写和损毁，而在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再度辉煌。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历史背景，这个背景再次把知识分子映衬为独立的群体。不管是重返学术史还是回归国学，这种姿态都明确强调了知识分子的人格化立场。“重返”和“回归”都不过是手段，它那纯粹的学人品格，被历史之手改写道义的象征。在那样的历史语境中，一代知识分子乐于完成这样的自我指认，把自我置放在超政治的位置上。这个历史语境与其说贬抑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不如说拨高了知识分子的人格形象，它那无可奈何的退避姿态迅速转化为自觉的捍卫。这种自我意识，这种意识到的自我的历史形象，理所当然延伸到九十年代。

然而，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的背景发生了根本的（至少在现实实践的意义上如此）变动，政治的意识形态背景为市场经济的替代，这使站立在那个巨大屏幕前的知识分子反倒猝不及防。显然，政治的贬抑会唤起文化的悲壮感，而经济的排斥却真正使知识分子处在无所适从的位置。这种“市场经济”一度是改革派知识分子所欢呼期待的现代化成果，现在这个成果被中国各行各业的人士窃取，但却恰恰是唯一对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斥之以鼻。现在莘莘学子面对着疯狂旋转的经济风车——南方的圈地运动，炒股票，爆发户的高消费，各项超巨大工程迅速上马，国营大中型企业股份制改造，惊人的国民生产增长指数……等等，这个超级的经济神话现在是文人学子们面对的主要现实，而他又唯一不是这个神话的主角，这种遗弃是显而易见的。一个捍卫纯学术品种的知识群体，那种文化上的悲壮感荡然无存，他又如何去历史（文化）主体的姿态与现实对话呢？这是又一次的戏弄—— 一次政治/ 经济合谋完成的戏弄，一次令人有苦难言戏弄。

因此，面对政治的姿态不得不转过来面对这个巨大的经济神话。向经济挑战这当然不会是这个群体的文化战略，并且也有悖于它的历史初衷。但是对经济的副产品——文化价值、精神品格和道德水准进行抨击，则是完成历史移位的必要的前提。一个文化颓败的历史情境，本身就足以强调历史主体实施文化战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于是毫不奇怪，1993年以来，一种历史叙事已经趋于完成，那就是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文化破败，道德沦丧的时代。面对当前文化现状的学术讨论会频频举行，关于当今知识分子的角色，关于当前道德沦丧与文学艺术的责任，以及文化的前景等等，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现在，那个政治背景映衬的文化人格，在这个为经济实利主义异化的精神荒原上重新崛起，它借助政治附加的意义——尽管这种意义已经所剩无几，但作为这次位移的基本原动力，作为一种主体形象的设计则是足够的。那个纯学术立场，那个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那个对文化进行悲剧性捍卫的群体，现在全部转化为道义的责任感，转化为对民族命运的关怀，对一种文化前景的自觉承诺。


3、启蒙策略：道德化的知识谱第


在这样的历史叙事前提下，在这们的现实语境中，年表一代知识分子重铸了启蒙主体的形象。事实上，这个形象是如此诱人，它吸引了各式各样的有表达欲望的人文知识分子。作为启蒙策略的轴心话语，“人文精神”引起了广泛的响应。一份在知识分子中尤受好评的杂志，也连篇累牍讨论和张扬“人文精神”，参与者囊括了人文学科各部分的知识精英。从最纯粹的学者到放浪形骸的墨客，现在都在张扬人文精神，。没有任何词语能象“人文精神”这样富有魅力，这样丰厚深邃而广大无边。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没有人能拒绝这个语词，谁有勇气对这个语词表征的意义进行怀疑呢？谁经受得住这种反诘：没有人文精神还能成其为知识分子吗？

这是一个巨大而至高无上的语词，它是知识分子的先验存在，绝对精神和本质规定，是东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咒语和心灵献辞。到底“人文精神”是什么？似乎也莫衷一是。在一些关于人文精神的精彩讨论中，人文精神经常被解释为“是对‘人’的‘存在’的思考”；“是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或者是对人类命运，人类的痛苦与解脱的思考与探索。人文精神被描述为玄而又玄的形而上的终极价值。这些定义经常散发着浓厚的人道主义或存在主义味道：它可以和“人自身的完善和解放”相等同，甚至与生命本体结合一体：“人文精神不光是一种态度，一种心境，更是一种生命的承诺……。它必然要通过人的行为和选择表现出来，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就已超出道德范围，而完全是人文精神的体现了。……它不仅要有高度的道德操守，也要有一种殉道精神。”（《读书》1994年第4期，第80页，张汝伦语）。

人文精神变成知识分子的道义责任，一种作为知识分子的生命承诺。“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精神固然可嘉，作为极个别的知识分子的理想化的生存境界，也不失为一种选择。但作为一种普遍性的理想，作为统摄了知识分子的“终极关怀”，那也未免有点强人所难。人生自古谁无死？以殉道者的姿态先验地规定知识分子的理想形象，这与其说是在赶鸭子上架，不如说是在推行一种新的文化恐怖主义策略。对知识的追寻或传授，为什么不能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做的一件平平常常的事？在这里，知识分子再次被定义为一群超人，一群在人格上高于普通芸芸众生的精英，他们是为知识，为某种价值和信念随时献身的文化英雄。无可否认文人学子对“人类存在”所抱有崇高信念，但是我依然要指出这里谈论的是专业领域内的学术问题，它涉及到一些专业知识，一些来自存在主义，一些来自人道主义或启蒙主义哲学。这里采用了存在主义贯用的那种叙事，即直接面对“生命本体”说话。讲述这样一种知识，采用这样一种叙事，显示了一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尤为崇高而有责任感，他们坚韧而执着追寻那个支撑人类活下去 “根本理由”——人文理想。

把追寻知识的行为叙述为一种道义的献身和殉难，这种知识本身也具有道义的价值，具有无可置疑的优越性。面对这样一种姿态，没有人不表示肃然起敬，没有人不从善如流。在这里，知识和行为相互强调，互相鼓励，讲述这样一种知识，于是获得了某种文化的崇高感，而这种崇高感再次怂恿人们叙述这种知识。在这个双重鼓励中，在这个互动过程中，一个拯救文化现状，重建文化未来的历史主体形象也迅速完成。而在这个殉道者形象的规范下，在这个至高的“人文关怀”和“终极价值”的范畴内，学术和文化也就达成了新的整合。于是，“人文精神”被作为一种新的“道”被标举——“这种‘道’不再期望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将学术 和政治‘统’起来，它只是在形而上的层次上为整个社会的文化整合提供意义系统和沟通规则。”（《读书》1994年第5期，第55页，许纪霖语）现在，“人文精神”不仅仅是一个部落的图腾，它是整个社会的思想轴心和精神源泉。现在，倡导“人文精神”既统合了学术界，又规范了现实社会，作为人文精神的叙述人和张扬者，他理所当然不仅仅捍卫了叙述者个人的“第三种尊严”，更重要的是他重新规划了现存的文化，确定了社会最高的价值准则。因而，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也就不再是被政治/经济随意摆弄的第三种人，一个被遗弃的局外人，而是这个时代的至圣先师。

在强调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之人文规定性这一点上，新传统部落与后启蒙部落有着相通的精神气质，如果说后者继承了五四以来胡适、鲁迅的传统，前者则较多地从晚清国粹派那里汲取精神养料。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对后启蒙群体的批评同样也适应于新传统主义。他们之间的最大区别也许仅在于一个太过“理想”，以致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另一个则太过现实以致没有任何的超越品性。新传统主义者们总是从历史的延续性维度去理解评价现实社会的存在及其问题，强调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独特性而对西方的一切怀有过分的疑虑与谨慎。这种心理态势因东亚工业化模式的成功和西方后工业化社会对某些价值的选择而变得颇为神经质。实际上，自由主义的西方对东亚模式的欣赏是有限度的。这种新传统主义部落的诞生究竟是中国知识界成熟的标志，还是在无法选择的现实中妥协畸变的反应，实在是一言难尽。虽然它的整体特征因尚未完全展露而很难定论，但儒学先天的政治亲和倾向与伦理本位原则，使我们在为其对吞噬一切的市场理性所具有的解毒功能及对正统意识形态所具有的解构功能而击节叫好的同时，有必要对它在未来的发展保持某种警醒

当然我们更希望新传统主义者正是带着这种警醒来向世人宣示他们的承诺的。

“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经济上的社会主义”。也许丹尼尔·贝尔的这一设计乃是本世纪人类最高的智慧凝结。它告诉我们的是一切思想都可以在人类生活中找到其合适的位置，并为人类带来福祉，如果“思不出其位”的话，但是，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中国当代文化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呈现为众声喧哗的部落状况——它同时也是一个严重错位的无法修复的混乱局面。尽管我对启蒙主义式的人文关怀表示疑虑，对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作出了“孩子般的”天真读解（就象某个童话所描述的那样）；但是作为同代人，作为这个时代同样被悲剧性地命名为“知识分子”的人，我在超出知识和理论立场的那种情感态度方面，对持启蒙立场和讲述人文精神的同代人依然表示历史的尊敬。我说过这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是一个部落割剧的时代，一些人在大声喧哗，而另一些人在观望、倾听、读解和阐释，也许这样并不是一个很糟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