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老的社会关怀

马西沙

春秋末期，一个稳定了数百年的社会失序。一批不世出的哲人于当世或于其后，各阐其道，意图重新整合失序的社会，从不同角度探索人类的出路或个体生命的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讲，诸子之学都是牧民哲学，即为生民导其前路，为民族寻一炬光明。其中最可探讨的即儒、道两家。这两个最具生命力的文化体系，构成了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文化基础。

一

孔子的终极关怀在于人生、社会的完美、和谐。这种社会即非人治社会，也非法治社会，而是一种德治社会。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并非以任何个人的好恶做为社会秩序的标准，也不以法律作为人行动的准绳。道德作为规范，礼仪匡正行动。

孔子仰慕大同社会，但一生却为了恢复小康世而奔走。他说，“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的时代，权立并非禅让于至亲，而是公选有德有才，诚信无欺和睦宽厚者。家庭固为本位，但推亲情于他人，厚养无救助者，以终天年。财货公有，并不私藏于府库。而用事者不惧劳苦，不事欺诈。如此谋略之术不兴，盗贼不作，人民平安，是谓大同时代。孔子所谓大同时代即唐尧虞舜的时代。孔子不仰慕小康时代，但仰慕小康时代的英雄。大同消隐，天下为家，权力禅让于至亲，货力自为，各顾其家。制度化了的时代，出现了制度化了的道德规范：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妻，以设制度。私有制度出现了。私既是人情之由，又是造乱之防，由是小康时代出现了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用礼义以治世。孔子赞大同而否定小康，但又赞扬小康时代的英雄。因为此六君子，皆谨于礼而彰显其义；考察风俗，彰显过失；行仁讲让，示民以一定之规。他赞美六君子，即在其以道德治理社会而为常法。而他仰慕大同，亦在于道德成为大同时代的社会基础。孔子有理想，更讲现实。他知道理想的追求，存在于实际的努力，依存于现实的可能。除礼运篇中的记载，他很少涉及大同思想。因为他生活在大道既陷，各为其私的时代，而且是礼崩乐坏的东周败亡之机。大同之世不可望，小康之世亦不保。为了寻求治世良方，他到杞，到宋，寻求夏、商两代的典章制度。他得出结论：殷代继承了夏礼，所损益可想而知；周代继承殷礼，所损益可想而知；继承周代的礼仪制度，百代而下只会有益无损。他鉴于夏、商两代的经验教训，指出了自己的社会理想：“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从周，是一种理想和现实之间的最佳选择。救世不能凭空想，要面向实际，“率由旧章”，“祖述尧舜”，但要“宪章文武”，有一个示民有常的规范，这就是周礼。孔子一生实质是导民以小康之路。大同世，幻想而已。小康世，是一个不平等的有序社会。抛开哲学，进入实际的历史层面，就会发现孔子所从之周代，是一个等级森严，因而礼仪亦森严而丰沛，以礼代法的时代。

无论仰慕大同，还是走向现实，我们抛开孔子面临的具体社会的等级状况，来一个抽象的继承，就不能不佩服他的远见卓识和仁人之心——完美和谐的人类社会，最终应以美好的道德规范加以维系的。

回过头来，再看老子。老子同样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他的追求不分阶段，一以贯之于一个“道”字上。这个道在人类社会的体现，即以德治理的社会。老子追求的不是以制度化了的道德治理社会的理想，而以风尚、习俗维系的社会。一种不知美而为美，不知善而为善，不知孝慈忠信之概念，而纯然为之，六亲和之的社会。他猛烈抨击制度化了的道德的虚伪：“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贞臣。”“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他认为制度化了的道德浮华刻薄，他取淳厚、朴实的风尚维系的社会理想。老子在处理社会关系时，冷峻而守中，以守中达自然之境，以守中设计和谐无伪的人类社会。他讲：“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中即自然，是万物生发，而不受作种因素干挠的原初状态，即自然和谐状态。把守中思想应用到人类社会，则演化成一种无偏无私、无亲无疏的社会公正原则。对在上位者还是对下位者都是一种标准。针对在下位者，他讲：要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他仰制在下位者的欲望，故有些后人说他“愚民”。其实老子更愚圣愚君，乃至警告在上位者；“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圣人去甚、去奢、去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千古而下，强梁多不得其死，厚藏导亡者比比皆是。

守中是道法自然的一种体现：“知常日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由是可知，守中或日得一，或日常道，是宽容、公正、无私的道的体现。应用到社会领域，守中则是恒久的唯一标准，而不是又重或多重标准。法之永恒理念，即常道在人间世的具体体现。庶民与王子同罪，即是这一原则的理想化。不过法家一开始就走向异化，而儒家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也不具这种永恒的理念，属于不平等而和谐有序社会的规范。用道家的标准，儒家伦理无公正可言。由守中而得出人应当是这样的人：无贵无贱，处于贵贱之间；无利无害，处于利害之间；无亲无疏，处于亲疏之间。但理念归于理念，现实归于现实。春秋时代，人怎可能公正、平等？故老子又对在上位者讲“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不要以贵轻贱，以高压下，否则会导向毁灭之途。在老子看来，圣人是懂得道的人。道的性质柔和象水，高者下之，低者就之，不到不止，不平不止。水化为天上的甘霖，万物无不受其恩惠，“民莫之令而自均。”道又象母亲，慈祥而公正，对子女无偏无私，人人都会感其德而尊其道，就象万物都会复守其根一样，游子终会厌倦了人生逆旅，思家归母。归根，归母，就是与道同体，这样就可达于永恒。显而易见，老子已经表达一个人类最恒久而公正的理念：道赋生命自然之体，人与万物同源；道赋生命自然之体，人与人平等。老子总结了自己的社会理想：“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这个公正、平等的社会形态的确曾存在于远古时代。但那里，它是以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为其基础的平等、公正；而且是以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为其伦理关系的基础。老子追求的当然不是这样的社会。老子提出的是一种永恒的社会公正的原则，一个对当时，乃至对今天都是典型乌托邦的社会形态。今天有人因感于现实而全面否定乌托邦，当然流于浅视或浅薄。从几千年历史长流着眼，人类社会的确在一步步演进着公正、合理、均等的原则。这说明，乌托邦虽有空想成分，但其理性成分即是它实现的依据。由此，我们说老子是中国乌托邦思想的开山祖决不为过。当然，老子的终极追求，还不仅限于社会本身，他在追求人类、社会、自然的整体和谐统一。一种归于大化，浑然、寂然的状态。

由上述分析可知：孔子的理想，是建筑在一个不平等，但有序而和谐的社会基础之上的；老子的社会理想，则是一个平等的有序和谐社会。这是孔、老在社会观上的根本区别。孔、老在终极关怀上和寻求理想的着眼点上虽然不同，但基本相同的历史传统，又导致两大哲人一系列的共同思路。

孔、老思想依于古老的家耕社会而产生，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原始部落群，缓慢地演进成国家形态。尊尊、亲亲始终是维系人与人关系的准绳，在它没有被制度化的时代，带有一种原始纯朴的美和和谐，那时仅是一种风尚习俗。老子钟爱的是那种纯然无知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到了夏、商、周、特别是周代，一种风尚习俗，随着经济、政治制度的变化，也逐渐演进成等级和反映名份的行为准则。“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有礼，自知别于禽兽。”显而易见周礼的形成，是中国古代社会由荒蛮走向文明的重大标志。是社会复杂化，人与人关系等级化的产物。社会复杂了，等级、亲疏、尊卑代替了原始时代人与人较为单纯、朴实、平等、和谐的关系。原始时代的尊尊、亲亲，从以家族为本位的部落，外延成整个社会的礼法，内核发生了变化。但为了不破坏社会和谐，保证君、父的利益，同时也是为了保证整个社会的存在，维护民族的发展，在漫长的历史积淀中，形成了浩繁丰沛的周礼。由此可知，老子与孔子追求的社会都是以尊尊、亲亲为基础，但尊尊、亲亲的内容、范畴变化和扩展了。此其一。老子与孔子追求的社会形态虽然不同，但都致力于稳定和谐的社会。反对失序和混乱，故他们理想中的社会都有内在的秩序。此其二。由老子向往的社会，到孔子仰慕的社会，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尤如生物，由生及长，由幼而壮的关系。尽管两种社会形态差异甚大，但还是同一个民族发展的不同阶段，故同大于异。此其三，孔子与老子对现实的厌恶的一致的。春秋末期，无论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远古风尚，抑或周代等级秩序的和谐及庄严肃穆的礼，都已成为过去的事了。他们面临的是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战乱与失序。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对理想的执著，都促使他们匡正失序的世界。一个要回归周代的人文制度，并以此为解决社会总是的良方；一个要回归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原初状态，恬静乃至虚无的境界。孔、老回归的目标虽然不同，但把理想世界放在过去，却惊人一致。漫长历史缓慢积淀起来的传统力量和它所具有的内在的美，导致两大哲人同样的思路和同一种向后看的历史观。

孔、老的另一个共同点：在追求理想的手段上不喜欢斗争哲学。孔子讲究和，老子讲究守中和损欲。孔子的中庸是一种“未发之中”，或“发而中节”的境界。在调和社会关系上，孔子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前提：夏、商、周近两千年的历史演变。《左传》载：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供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不仅如此，从家庭到家族关系亦复杂化了，社会分工也更为细微，有百工之称以司其业。这样一种关系差别巨大，等级分明，要达到一种有序的和谐，已属不易。一旦这种有序的和谐遭到了破坏，再回复到新和和谐，将人与人的关系调适到最佳状态，在孔子看来，非和不可。以和调适人与人的关系达到和谐有序的境界，也就是仁的最高境界。孔子有一系列调适社会关系的言论，但他认为社会和谐的基础在于个人的修养。所以他主张以德化人，循循善诱，有教无类。在达到理想道德的进程中，要实践和学习、谦虚和礼让、反省和知耻。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作为明善为功。从个人道德修养出发，儒家走的是一条修、齐、治、平之路。致太平，即致上下有序，社会和谐稳定。这是孔子的终极追求。

老子也不主张以激烈手段改造社会，他自有另一套路。老子认为常道是最终的追求，达到常道之路是德的净化。在老子看来，人与自然是统一整体。万物于虚无中生成，人欲随之生焉，继之横流，造成了社会的纷争与不公。所以要达到常道之境，其办法是要损、要复、要反，由此而达于守中即常道。对欲望要损之又损，使人少私寡欲；对不可遏制的动乱世界，要让它回归静、虚的状态；复杂多元要回到单纯一元。乃至从有转向于无，归于寂静，此即人道向常道的复归。老子不象孔子那样面向社会生活，从实际的人生中学习、磨练。老子主张通过自我修炼达到道德的完美。在他看来，社会纷争之欲来自于人身。他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在今人看来，灵与肉，与生俱来，欲望随之，患亦随之，无法避免。但老子却认为有解决的办法。他说“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怎样才能做到无身无患呢？“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日静，是谓复命。”人类应回到生命的本源，就达到了无身的境界。他认为，欲望的外在表现形式是躁动。所谓“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轻则失本。躁则失君”。所以道德修养的关键在于却躁去欲，以清静为本。从不欲以静，达到“致虚静，守静笃”。只要静，就可以“载营魄抱一”，“专气自柔”，精神纯然专一，如婴儿之初世。这种由个体之静，达到整个社会乃至宇宙万物皆归于静，就是人道向常道的复归之途。老子思想中已明显地存在精、气、神的炼养思想。而其向常道复归的哲学本体论，成为从道家到道教的最根本思想，两千年间无生其窠臼者。当然，老子的个体修养并非其终极目的，他是由天之人，再由人之天。他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至大顺”。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从出发点到终极目的，都处于一种大化自然的状态中。故回守中，又叫常道。尽管孔子、老子在终极追求上有同有异，但把个人的道德修养做为改造国家、社会的基础，其思路是一致的。

孔、老之学都是有体有用之学。但在体用关系上亦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内涵。从整个中国历史而言，孔学的体用更为一致：体即是用，用即是体。孔子以道德为体，亦以道德为用，体用的贴合，圆融无碍。仁是孔子道德的最高标准，但仁又是十分具体的。仁者人也。人的道德最高标准是仁。但道德具体信条则是礼、义、廉、耻、孝、悌、忠、信、汇而合之即是仁。克制自己，恢复周礼即是仁。修身达到周礼的标准，就是仁。人而不仁，其礼何；人而不仁，其乐何。礼，乐的最高标准还是仁，而礼、乐又是仁的具体体现。有人讲和是仁之用，其实和的最高境界是一种太和状态，其在社会领域的表现即太平，还是个仁的体现。可见，“仁”在孔子那里既为体，又为用，体用无所间隔。五四运动以前，几乎无论何种人于何种时代，对孔子认识的岐见再大，也要回归儒家社会的伦理之途上来。陈寅恪先生所云儒家的旧途径，大概即止于此。孔子思想是中华民族最稳定的思想力量，不是三言两语可以推倒，而走出新途径的。稳定中，其势保守，亦是应有之义。原因之一，是其体用的高度一致，经世致用于两千年的帝制时代。

回过头来再看老子。

老子思想在两千年间，比孔子思想有着更多样性的发展，后人对它的认识和理解也就更具岐义。老子思想体系中，体用关系较孔学复杂，体的玄远，用的多元，体用的间隔，给后人留下了更多想象的空间和实践活动的范畴。后人对老子思想见仁见智，各取所需，很少有完整的体认。这并非古人见识浅薄，而是不具备全面理解的社会条件。政治家从中看出了君王南面之术，内圣外王之道，把老子之学引向入世之道。法家思想部分源于老子，“法”之哲学意义上的永恒理念，是“常道”的转化形态，其公正原则本应在人间世加以体现。但韩非以下的法家历史走向却不令人满意，因为它和专制体制结合最紧，异化最烈。最后连法制的外壳也放弃了，走向了人治，即帝王专制的工具和玩偶。道家思想是德化天下，走德治的思路，法家没有得到道家的真精神。

道教的发生发展是多种因素促成的。但道教的本体论没有脱出老子的设计。古往今来的高道颇能体认老子的某些思路，但老子的真精神全始全终贯穿于道教，亦非易事。老子主张通过内修内炼，使人与自然统一，同归于大化。终极目的，并不仅仅在使个体人类的长生久视。而古往今来的一些道徒虽循“复命日常”的路数修炼，但多遁入山林，修命自图。损欲的目的于个体生命的延长或精神解脱，而缺少悲天悯人的情怀。但是既修身于内，又救世于外，既顺物自然而无私，又知天道不言而有信的高尚道徒，亦不绝于史书。全真道初起时，聚集了一批不世出的逸士高人，他们既修身于内，摩顶放踵；又救世于外，保族保种。刻苦自励而风格高致，千古而下，令人仰怀。其教其行与老子之道庶几焉。至于修炼黄白之术，御女以淫阳丹，甚或敛财以至骤富，媚俗以投权贵，则离老子之教更远。晚期三一教主林兆恩曾讲：“老子之道大矣，后世之学者众，而未闻得其宗者。”从某种意义上讲，老子之教几成绝学。

二

孔、老之学异同如此，也就自然决定了各自的历史走向和历史命运。

从社会的角度讲，孔学以后成为官学、显学，老学成为私学或隐或显之学。孔学构建的不平等的有序社会成为十分稳定的社会结构，成为两千年帝制时代的骨架；而孔子仁学内核的尊尊、亲亲，也成为这个时代的核心思想。孟子发展了孔子思想，突出了心学和民本思想，但终极目的仍是为了巩固尊尊、亲亲的思想构架。至于从董仲舒到宋儒的三纲五常，或者张载在西铭中设计的“民胞物与”的社会模式，都是从不同角度对尊尊、亲亲的阐发。统治者正是基本以这种一以贯之的思想实行统治的。儒家学说之所以统治了中国两千年，正是因为这种思想及其设计的社会构架少幻想而面向实际，符合那一时代经济、政治状况，从而也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体部分和道德内涵。无论帝王将相、知识分子还是下层民众，总体不出其窠臼。它保证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和稳定性。纵观世界历史，多少个大帝国和逞一时之勇的民族或衰或亡；中华民族却屡经忧患，屹然独立，老而复壮。造成这种强大生命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儒学处于主导地位，功自大焉。民族的延续是有巨大代价的。它要以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和一以贯之的思想为基础，就必然导致社会发展虽然有序，却很缓慢。社会的不公正，从制度到思想的专制，导致一代代人的苦难，道德乃至心灵的扭曲，人格的异化等等，都告诉我们，不仅在帝制时代，迄今人类的历史，总是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维系其发展的。在这种扭曲的发展中，孔学的命运看似辉煌，实亦可悲。孔子论语中描绘的那种师生之间轻松、和谐、平等，充满哲理的对话，变成了圣经、圣条，被神化、圣化。一种探讨真理的开放式的心态，变成了古板，封闭、僵化的氛围。千人一面，万人一辞，这就导致了两千年的帝制时代，中国很少出现大开大合，劈开新路，勇往直前的大思想家。偶或有以六经注我者，已属罕见，但还是离不开六经。这是孔学的悲哀，也是孔子的悲哀。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成体系的思想与政治制度相结合，如果不以开放、宽容的心态容纳他种成体系或不成体系的思想，那怕它再具有内在的真理性，也难免走向专制、僵化和教条。至于开放和宽容的心态并非天生自有，而是一种互相制衡的机制中产生的。这已是人所共知的历史常识。

老子之学，在两千年的帝制时代，相对儒学的中心地位，处于边缘。儒学及其相应的人材推荐制式考试制度，与官僚机构，成为那一时代政治的一体两面。儒学构成意识形态的主体，儒家知识分子和官僚阶层处于社会组织的中心位置。老子之学及道教，虽然也曾介入政治生活，但总体而言，远未能与儒家相抗衡。其实质是，老学的社会公正原则及对统治者的批判，很难为当政者所采纳；而被改造了的老学，又与老子原教旨相距甚远。老学的乌托邦性质与现实的经济、政治生活无法贴全。而在操作层面上，更无法切入社会实际。这是其成为隐学的根本症结所在。至于道教，在唐宋时代曾一度辉宏发达。但统治者接受它，更多限于信仰领域。道教走向上层社会，恰恰是儒家最薄弱的宗教层面切入的。即使如此，两千余年，老学基本处于社会思想的边缘；而道教信仰者则是一批边缘人，故常称为世外之民。老学与道教的这种地位，决定了它的两种出路——走向内核，或步入民间。老子损有余补不足的天道观，部分地反映了“不足者”——民间社会的思想情绪。故道教太平经中有“天地施化得均，尊卑大小皆如一”，“平者，公也”，“天之有道，乐与人共之；地之有德，乐与人同之；中和有财，乐以养人”等等思想。均之，平之，正之，共之，同之，如一，无疑是一种恒久的公正原则，为不足者所愿，有余者所憎。这类思想无疑与老子的天道观一脉相承。这些思想再向前迈上一步，则启迪了下层民众“奉天开道”的口号。与佛教的佛法平等，弥勒救世，具有异曲同工的效果，从而翻掀出民间世界强大的反抗现行秩序的思潮。

人类是最讲实际的一群，故时代选择了孔子之学，以安世事。没有孔学，社会很可能失序，不平等的有序社会亦不可得；但人类追求公正、合理、正义又是常情，是人类这所以为人类的标志，所以老学虽有乌托邦色彩，却始终有多少人追随其后，为其理想而奋斗。孔、老之学，就是从这样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人类的现实与追求，秩序与公正、矛盾与统一，过去与未来。孔、老之学，也就是这样在历史的长河中，恩恩怨怨地，互异又互为补充地走到了现代社会，同样面临着选择与被选择的命运。两大哲人，两大思想体系和共同遭遇，从不同侧面给后人以智慧、以启示、以思考、以抉择。

孔子、老子在两千年间，历史命运虽不尽相同，但在当世却命运一致。孔、老在当世就不被人理解。孔子晚年哀叹：“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吾道穷矣”。老子则慨叹：“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作为一代哲人的孔子、老子都深感孤独。这种孤独体现了他们对理想执著的追求和智慧的超越性；一种对完美和谐之境的哲人的偏爱。他们的确是古老荒原上两棵挺拔的文化巨柏。感叹之余，我不得不问一句：

我们今天可有这样孤独的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