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答问

问：在《原学》上看到你的声音又在国内出现，十分高兴。但是，我们又觉得这种声音十分陌生，好像你也要加入到复兴朴学的大合唱中去了。我们认为在今天这个社会转型的时代，建立谨严的学术规范是必要的，但面对现实，经世致用也同样应该提倡。比如说，对东方式现代化社会的目标、道路诸问题的探讨，就十分重要。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我们想在这方面做些工作，您有什么意见？

答：我最近给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写了一封短信，其中提出九十年代学术风尚特征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鲁迅、胡适、陈独秀等退居二线，王国维、陈寅恪、吴宓等则被抬上了天。而从一些刊物的自我标榜看，仿佛有些人硬想回到乾、嘉时代去。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具有思想史的意义，值得分析研究。我当然仍坚持一年前在《原学》上发表的对话，我仍然以为，相对于八十年代那种浮躁空疏的学风，这未尝不是某种成熟和进步。我向来反对连基本的知识也没有，就去建构空中楼阁的思想体系，从不相信一本书、一篇文章就能说清楚现代化的诸多问题。我总是希望自己的学生对具体问题作微观的实证的研究。但是，重视专门之学，强调细部研究并不就是一切。现在似乎又有"以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的味道，认为只有考据、微观、实证才是真功夫，而所谓"思想"则既不能称为学问，对社会也并无用途，而且似乎谈思想搞宏观是非常容易的事，既不需要下扎实功夫，以可以"一鸣惊人"，双收名利，因此颇为鄙薄，似乎不值一顾。其实，这又大错特错了。真是差以毫厘，失之千里。学问家与思想家各有所长，各有其用。互相均不可替代。思想家又何莫不然？学问家固然需要基础扎实，厚积薄发，在知识结构上，思想家读书也许不如学问家精专，但在广博上则常有过之。思想家必须具有广阔视野和强有力的综合把握能力，才能从大千世界中抓住某些关键或重点，提出问题，或尖锐或深刻，反射出时代心音，从而才能震撼人心而成为思想家。可见所要求于思想家的这种种能力便不可多得，而光有能力，没有足够的学识也还是不行。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宏观论著，那么多想当思想家的人中，却只有极少数论著和人物能成为真正的思想论著或思想家。古往今来的学问家何止千数，而大思想家又有多少？思想家不仅需要广阔的智力资源，在情感、意志、品格方面也有更多要求。人格中对历史和现实的承担意识和悲悯情怀，便常常是其创造性工作的原动力。学问家的工作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电脑之类的机器替代，思想家的工作则不可能。此外就社会作用或历史意义说，设想一下本世纪如果没有鲁迅、胡适、陈独秀情况会有怎样的不同？如果没有一国维、陈寅格、吴宓呢，情况又是怎样？尽管陈、胡著作今日看来是如此的幼稚浅薄，也够不上真正的"思想家"，但他们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却比王、陈、吴要重要，尽管在学术史上也许相反。吴宓在这里作为一个代表当时学者、专家们的符号，又仅包括与《学衡》有关的汤用彤、柳诒徵等，也包括无关的如金岳霖、吕徵等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与《原学》编者对话中要提出思想史、学术史应有区别的原因。再其次，真正的大学问家又多少具备某些思想家的品格。这就是说他们的著作不仅有其专业学术领域内的价值，而且有时超出其专业，具有某种更广泛的"思想"意义。王国维的历史研究所采取的近代方法与他对西方哲学的兴趣有关，并渗透了他对人生的思索，具有思想史的某种意义。陈寅恪之所以能够"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也在于他有充满时代特色的自己的文化感受、思索和判断。我尝以为陈著是以"思想"而并非以"材料"取胜。同是治中古史的学问家岑仲勉先生，材料掌握也很渊博，他在史料的考证和编排上作了大量工作。但较之陈，二位的成就孰高孰低，孰大孰小，不很清楚吗？总之，今天中国既需要有大批（人数多多益善）从事各种专业研究的大小专家，也需要有一些（也许数量不必过大）年轻人去勇敢地创造"思想"。

问：我们对现在国学的升温既高兴又不满。高兴的是从八十年代的西学中心转到了对本土文化的重视，不满的是这种转换还只停留在术的层面。我们以为更重要的是道。您觉得呢？有什么可指教的吗？

答：《原道》同仁有志于此我当然高兴，但我只能赠以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相勉这是我国历代思想家的使命与追求。

问：谢谢！再问一句，您信仰什么思想？

答：唔，什么都有一点吧。

问：如果把您称为新儒家，您愿意吗？

答：愿意，但不是现在港台那种新儒家。

问：我知道，您是反对将儒学定义为道德理想主义的。什么时候您能谈谈，如果大陆形成有异于港台地区的新儒家群体，那它将表现出一些怎样的特征？

答：这很值得探讨，但现在还有些为时过早吧。 （同人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