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末汉语学界的语言学转向问题

王岳川

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化思想和批评实践，受西方影响巨大，尤 其是“语言学转向”更是全面导致中国文学批评的转变。 二十世纪语言学的转向直接导致二十世纪文化观念的转 型。作品的意义散落在解释的张力中，而写作意义因“话语”的失 落而成为一个问题横亘在人的面前。总体上看，从理性批判到文 化批判，再到语言的批判，标明人对文化、语言与人的本质联系 的自觉。人是文化的动物，一种依持语言的存在。理解的界限也 就是语言的界限。人只有掌握语言才能理解世界，因为我们所认 识的世界是语言的世界，世界在语言中呈现自己。然而，我们掌 握语言，我们同时也为语言所掌握。

二十世纪哲学美学语言的批判形成三种不同流派，即分析 哲学美学语言观、解释学接受美学语言观和后现代主义语言观。 三种语言本体观在彼此的争论和辨驳之中，形成一幅当代语言 本体论图景，并极深地渗入当代文艺美学本体论中。这三种语 言观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影响极大，尤其是后现代语言观更是 对中国批评界产生了重大影响，需要正本清源，从学理上加以分 推动 二十世纪西方语言学转向 对语言问题的哲学美学思考所形成的三个流派，各自具有 不同的思维向度和发问方式，然而，它们三者正好构成艺术的语 言本体论转向的三个节点。

（一）英美分析哲学美学语言观。这一语言哲学着重语言分 析，强调以词、词组、语句、以及陈述、命题及判断的指称与意义 的逻辑关系。在分析哲学看来，世界是一个由语言所决定的世 界。一方面，语言使经验成为我们的经验，藉此，世界成为我们的 对象；另一方面，我们的世界中的全部事实都可以破语言所陈 述，那些不能用语言表达的则不属于我们的世界。语言观建构了 世界也建构了我们自己。

维持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指出：“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 判。”他试图给“可说的”与“不可说的”划出界限，从而为村界澄 清语言的误用。他认为“思想是有意义的命题，命题的总和就是 语言”。思想是用语言进行的，因此“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 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于是，全部哲学工 作就在于为思维（思想的表述）划定一条界限，这种界限只能在 语言中划分。这样，“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这似 乎意味着，由命题组成的语言描写着世界，不能被描写的便不属 于我的世界。世界在它被语言所描写之前并不是我的世界。然 而，当我创造世界的图象而使语言与事实对应，那么语言描写世 界的同时也就是构造了世界的逻辑形式，语言的界限则成为世 界的界限。然而语言只能描述它所描述的东西，那不可描述的对 我们保持其神秘性。

这一观点在逻辑实证主义（石里克、卡尔纳普）那里被进一 步推向极端，他们认为形而上学如同诗歌，只具有表达个人情感 的作用，不具有表述经验事实的作用，所以它应归到文学艺术一 类。传统哲学中的心理学部分应归到实验科学一类。这样，传统 哲学只剩下逻辑，哲学就是逻辑的分析。循此出发，在语言转向 上．进一步巩固扩大语言的逻辑功能，要求分清语言的表述职能 和表达职能，追求表达的明晰性、概念的准确性、意义的可证实 性，从而使语言问题成为与生存无关的逻辑问题。

后期维持根斯坦一反前期的语言观，进入了语义分析之途， 从论定可说与不可说的差异，进而追问词的意义缘何而生，认为 词语的意义在于它的用途，词的意义表现在它不同的语境之中。 因此，应以日常语言来治疗哲学之病。词的用法即词的意义。语 言和游戏一样，无法对之下定义，语言的意义在于语言游戏即实 际活动中。这样，维持根斯坦终于从语言与世界的对应关系转到 语言与世界的语境关系上来。语言的用法产生语言的意义，同一 个词、一句话，在不同的语境关系中具有不同的意义。语境是语 言的词义环境，“不问意义，只问用法”成为语言哲学新概念。这 样，维特根斯坦就完成了前斯向后期的转折。

总体上看，分析哲学美学语言理论．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 即由形式的逻辑分析转向注重内容的语义分析，由本质主义转 向非本质主义，由理想语言转向日常语言的不断“降解”的过程。 “语言游戏”说成为这一转折过程的结果。

（二）德国解释学接受美学语言观。与英美分析哲学重视语 言形式的逻辑分析和语义分析不同，德国人对语言有一种完全 独特的理解。他们在解释学一接受美学中直接将语言同存在的 水源同一起来，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是其代表。

海德洛尔在批判传统语言观的基础上将语言与存在和人联 系起来。在他看来，语易是在之显现和人之说的统一。人与存在 遭遇在语言之中。“语言就是语言”，“语言说话”，意即语言以敞 亮、遮蔽、展开的方式呈现世界，并以其说（Sagen）呼唤物，使物 物化，在天、地、人、神四重根中形成为世界，使物从遮蔽状态走 入澄明。在这个意义上，语言说的词语具有“命名”的力量，使各 个在者呈现出来，是其所是，而词语本身不是物，无名可循。词语 不存在，它只给予着（es gibt）。人说话（Sprechen）乃是因语言说 话。语言的本质是作为指示的说，在语言和人的说中，指示 （Zeige）在起作用，它使在场者呈现，使不在场者消隐。 语言是存在的家。人不可能在语言之外从本质整体上把握 语言。人的本质一直参与着语言的本质，只能在语言关涉到我们 存在之域中直观到语言的本质。语言为一切提供道路（Wey），它 是原初的“道”。

存在归汇于语言，在语言中觅得家园。人永远得倾听语言， 并在倾听和言说中或显现、或遮蔽或晦暗、或澄明。人的本质的 语言为基础，人是对存在亦即对语言之说的说者。语言是人的存 在状态，言说是存在的自身本体显露，语言的贫乏显示人的存在 的贫乏。

日常语言使语言的本真性被遮蔽，而以虚妄为真实。人的本 体成为漂泊的无根状态而飘浮在日常的言谈中，语言被表面化 和平面化。于是，日常言谈成为存在的遮蔽，它固于成见而追逐 老生常谈，陶醉在煤煤不休的重复司空见惯的事情中，留连于那 些易于为人的弱点所接受世俗的琐屑的东西。日常言谈无视一 切具有新意和启迪意义之事，断然拒绝倾听真理的声音，对一切 未经验的可能性统统拒斥。因此，日常语言是一种被人忘却的、 因而是枯竭的语言。只有诗与思才是人的语言本质方式。因为 通过诗与思而抵达源初之思，使存在进入语言并保持在语言之 中，思与诗共同把存在带入语言，使存在得以彰显。

艺术（诗）的语言是对语言的拯救。它最为纯粹地显示出语 言本身的奇迹，并持存和创新著语言之说。在诗的语言中，人为 存在和世界命名。只有诗人，才能在飞驰的时间之流中抓住留存 者并使之呈现在词语中。诗是存在的语言和人的语言的契合点， 是一种本真的语言。诗使存在的语言成为人的词语，诗是人进入 存在的开端，是穿透人的历史的诗性启悟。

思，本源地思着语言之说，使存在的语言在思中形成。思，不 是逻辑推理，心机计算，而是对存在显现的本真的领悟。人们谈 论太多，而思得太少，至今尚未走上思之途。因此，应走向语言之 途，走向思与诗。诗与思以不同的方式对同～本源加以言说。诗 为物和世界命名，思则思考存在与语言本身。一切伟大的诗篇总 是沉醉于一种本源之思中，诗的本质以思为依据。“一切冥思的 思是诗，一切诗作是思。”诗与思在语言中成为存在的无蔽的显 现。诗是一种神奇的思的语言，它使死去的语言复活。诗是意义 和生命的世界，通过诗而敞开圆融的生命，是人对世界本源的 揭示。进入诗就是进入世界本真状态的揭示进程，使人存在于其 中的世界成为世界本身。

语言的沉沦标志着人的沉沦和思的退隐。召唤思就是召唤 诗的本真，就是为人童寻一块诗意硒居之所。语言的危险迫使哲 人寻找拯救语言的救赎之途：恢复语言原初状态，将语言从语法 中解放出来，淡化和消解语言逻辑功能，使语言具有诗一般的多 义性、隐喻性、以及意义的张力结构。同时；通过沉入深广之思， 而消除无聊闲谈的词语那种流于表面的意义辰乏，以诗的语言 打破平庸自得的日常语言模式，使人的存在从贪欲和计算的语 言中逃离即进入本真诗思之中，将人带入存在的澄明之境。 海德格尔的语言理论在伽达默尔那里，得到进一步的阐释 和发扬，而构成解释学接受美学的语言本体论。在伽达默尔看 来，人只有借助语言来理解存在，人的本质是语言性的。语言不 只是工具或表意符号系统，而且是我们遭际世界的方式，它揭示 着我的世界。“能理解的存在是语言”也就是说，只有语言才能本 真表达人与世界的内在关系，人永远是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 语言给予人一种对于世界特有态度或世界观。语言把“我”与世 界连在一起，人只有掌握语言才能理解世界，因为我们所认识的 世界是语言的世界，世界在语言中呈现自己。伽达默尔提出解释 学“语言游戏”说，这一点与后期维特根斯坦相近。他认为，本文 或艺术品正象游戏一样生存于其呈现作用中，作为游戏的艺术 对话，其字词的意义也来自对话的情境，每次艺术品的解释就是 一次新的未知的探险。艺术阐释者正是要参与这无限多的未说 意义之中，这就使得每次艺术对话都包蕴了一种内在的无限性。 因此，艺术本文的真正意义是在理解的言说中处于一个不断生 成、不断产生新意义的过程。本文的意义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对 艺术本文意义的探究也是没有止境的。

这一点在姚斯的接受美学中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在姚斯看 来，文学不是一种指向客体世界的对象性活动，而是一种个体间 性的交往活动。人是主体，而人所构成的本文，即人的语言在历 史传统中形成的种种文化也是主体。人与本文是一个互为主体 的关系。人与作为“准主体”的本文的交流是人的本质的重要维 度，因为，人离开了他的文化语言及其创造物，就什么也不是，只 有通过人的语言及其本文才能了解人的本质。反之，作为意识关 联物的本文的意义也只有通过人的解释方能生成，它只存在于 人的理解意向性结构中。正是读者的解读和阐释，才打破了本文 意义结构的封闭形成，使其未定点获得活生生的具体化。读者经 验与本文结构互为主体，相互解释，相互生成。理解总是一种对 话的形式，它是个其中发生交流的语言事件，理解便发生在语言 媒介之中。通过本文的理解，创作活动与接受活动便不再成为互 不相连的两个方面，而构成文学交流活动不可或缺的两维，而作 家、作品、读者是这一活动过程必不可少的因素。

同样，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认为后现代出现的“合法化危 机”，主要是由人的语言交流的阻绝造成的。在他看来，现代理性 是一个追问意义的“过程”，即人们通过语言的交往活动所达到 的一种具体的“共识”。这种在交往过程中所进行的普遍共识就 是一咱理性化过程，即“交往的理性”，这样“交往”逐渐等同于语 言，语言成为交往的质点。然而，当今权力话语控制了人的交往， 因而造成了主体之间的相互“不理解”。这时，主体之间本来进 行的“对话”变成了“争辩”，交往的双方“各自为自己的主张或行 为进行辩解，因而随意对待作为行基础的规范。”在合法性要求 下，哈贝马斯认为，必须把阻绝“言路”的“后工业文化逻辑链 条”打断，使人们关闭的心灵敞开，通过语言使人们的“争辩”转 化为“对话”。哈贝马斯尤其重视语言所具有的揭示文艺美学生 命意义的昭示作用，因为，语言是我们的需要的构成要素，语言 烛照而向我们启露情境。语汇的改变，是语言的世界图象的改变 的一部分。在此限度内，艺术与文学从整个语言的世界图象分化 出来，进入一个自成逻辑的领域而禀有了自主性。 总体上看，解释学接受理论的语言理论，将语言与人、语言 与诗、思诗言与艺术合起来，从而为揭示语言本体之谜，迈出了 重要的一步。

（三）后现代主义哲学美学语言观。这一派以法国解构主义 思想家德里达和罗兰·巴尔特为代表。其主要特点是通过消解 言语与语言、能指与所指、说与写的二元结构，进而解拆逻各斯 中心主义，反对概念作为自足的实体存在于语语言之外。

在《文字语言学》（1967）一书中，德里达指出，逻各斯中心主 义同样的秩序控制着文字观，而形成“语言中心主义”（Phono- centrism）。在索绪尔的“语言中心论”看来，语音是语言的本质， 在语音（说话）和书写这一对立面上，说话是语言的本质，书写是 衍生物。德里达认为，之所以在传统形而上学看来说话比书写具 有优先性，是因为索绪尔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样，认为说话 时，说话人和听话人同时在场，因而说话最接近意识的自我在 场，放最为真实可靠。所以口语具有直接性、鲜活性，它使说话者 和听者在场而充满生气。书写的字符有其自身的物质固定性，它 掩盖了那些最初赋予它们的生命的意义。它可以不断重复和翻 印，使得其意义不是自明的，而必须重新解释，尤其是因作者不 在场，故解释很可能成为误解和误用。这种解释因丧失了说话的 直接性和生动性，使意义成为板滞的和不确定的。在德里达看 来，这种认为语音（说话）优越于写作的二元论语言观，这种“在 场”的形而上学，是逻各斯中心主义所体现出来的“暴力语言 观”。

解构形而上学二元对立的策略，是通过颠倒说话和书写的 次序，移动中。心和边缘的位置来消解在场的形而上学，德里达坚 持，言语（说话）也同样具有意义含糊性、不确定性，也同样存在 重复性。说话中也具有书写中的种种相似弊病，只不过这种问题 总是被逻各斯中心主义所掩盖。而且，言说也是由具有其实质本 质的符号组成，这些符号可以从最初使用的语境中分离出来反 复使用。在特定场合，说话往往还是对已经写下的书写语的复 述。反过来看，写作也并不绝然成为思想的蹩脚的复述。写作胜 过言说之处在于，它的物质铭刻性具有阻断在场的能力。铭刻使 符号之间因彼此不同又外在于彼此而产生断裂，同时又使字、 句、段连成一体产生意义。铭刻对于彼此的外在性阻断了在场的 回复，并被归结为它的内在的统一。这样，德里达颠覆了言语对 书写的优先地位，使说话（言语）从中心移位到了边缘。

颠倒言语和写作的秩序并不是德里达的根本目的所在，德 里达仅仅将这看作解构中心注同一性的开始，循此出发，德里达 将这一解拆说话与书写关系的解构策略扩展到整个形而上学大 厦，去解拆一切不平等的对立概念，从而颠倒本质与现象、内容 与表现、隐含与显现、物质与运动关系上的传统观念，对绝对理 性、终极价值、本真、本源、本质等有碍于自由游戏的观念提出质 疑。在取消某项作为中心时，取消中心本身，就达到解构更基本 的等级对立的在场和不在场的目的。

同样，罗兰·巴尔特也认为，所有文学本文都是从其他的文 学本文中编织出来的，文学语言都是对在这部作品之前出现的 或围绕在它周围的其他作品的复制。本文只是联系所有意义网 络上的一个组结，它是一个无互涉关系的“斑驳杂操的辞典”， 无一定向。作者与本文意义无涉，作者已经死亡，主宰文学的是 语言而不是作者，起决定作用的是语言在文学中出现的“一词多 义”现象，而这是读者参与的结果。巴尔特向往语言的无序和无 定向，沉溺于这种“无底的、无真谛的语言游戏”，其根本目的在 于对终极意义的挑战，藉此来否定神圣、权威和理性。因，词语断 裂造成的“写作的零度”显示后现代深刻困境：语言已然处在深 刻的危机之中。

以解构主义作为理论基础的后现代主义，在语言上，也出现 了完全不同于现代主义的特征。后现代人不同于现代人的原因 是，他赖以立身于世的语言发生了重大变化。后现代主义语言已 经完全不同于现代主义语言。现代主义的重建宇宙秩序为己任， 希冀艺术能做一切事情，甚至成为这个丧失了宗教社会里的新 宗教。

在后现代语言观看来，存在主义式的人说语言、语言是人存 在的家，人是语言的中心的看法业已失效。在后现代，并非人控 制语言或人说语言，相反，人被语言所控制，不是“我在说话”， 而是“话在说我”，说话的主体是“他者”，而不是我。换言之，说 话的主体并把握着语言，语言是一个独立的体系，“我只是语言 体系的一部分，是语言说我，而非我说语言”。人从万物的中心终 于退到连语言也把握不了而要被语言所把握的地步，其结果表 现在艺术家那里，则是昔日那种写出“真理”、“终极意义”的冲 动，退化为今天的“无言”，以“无声”去表达一种难以言说的感 觉：不管你感觉到什么，你都不能也无法说出来。“说出来的话语 是谎言”，剩下的只有“沉默”，不能言语，不可表达。只有缄默。这 种“无言”可谓后现代语言表达的类型。

当我们直面了当代哲学美学观念错位和语言危机之后，我 们更深切地感到二十世纪文艺美学本体论遭遇到何种意义上的 困境。对真理、良善、正义的追求，在后现代哲人们的语言游戏中 逐渐消解，生命的意义和世界的意义终于消蚀在话语的操作过 程中。写作的意义受到威胁，语言的本体转向使艺术语言有坠入 语言操作和语言游戏的危险。

不仅如此，西方文化语言转向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和历史 语境，是其现代性的合理要求的外在形式。而这一转型诉求一进 入中国文艺理论的视野，便在大接纳时产生了大变形，并出现了 转型中的话语错位。

语言学转向对中国当代诗学的影响

二十世纪世界范围内的文化思潮由理性批判到文化批判再 至’］语言批判的转型，标明了某种思想言说方式的内部转化。新中 国文艺理论和批评而言，我们在考虑接受语境时，不能不考虑语 言学转向对于文学论域而言意味着什么？这～转型问题是如何 出来的？又是在什么样的势态下展开的？以及问题是如何解决 的？因为，仅仅停留在描述转型上的研究是不够的。

（一）汉语学界语言学转向的语境与形态。在西风东渐以后， 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几乎可以说是被西方拖着走的。尤其是在 现代化的目标成为整个国家的目标时，西方更成为一个模仿或 “赶超”的“他者”。

在语言学转型的思潮中，中国当代文论由七十、八十年代初 的社会政治批评，转向了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初期的语言批 评。批评家不再谈世界、对象、真理、历史、社会、人物、情节，而只 选语言、符号、本文、语境、关系、结构、生成、转换、消解。这一转 型具有先锋性；转向英美分析哲学美学的批评家，在语言即用法 和可说与不可说之间，玩着越来越精细游语言游戏，使工具理性 精神在人文学科中不断展示自己的当代版本；转向德国解释学、 接受美学的批评学，大多具有一种诗化哲学倾向，这使中国批评 界一直流行着海德格尔热、伽达默尔热，人们谈论诗情语言、诗 意地栖居、终极意义寻求，并且使诗人们沉醉在“大诗”的完美与 生命的践行上（海子、戈麦自杀之后，中国诗界九十年代有十几 位诗人赴死）；转向法国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家大谈所 指与所持、语言消解，在语言宣泄的“纯指的滑动”中，突出了语 言其实是可以玩的东西，语言似乎是一种无思想的堆集物。

在中国的接受光谱上，分析语言学和解释接受语言论己不 再成为中心，后现代主义如今成为“语言转向”后的最耀眼的“主 义”。当然，俄国巴赫金的“涪言狂欢”、“多音喧嚣”，以及后弗洛 伊德的“镜象”理论和“欲望生产”说的碎片被整合进后现代主义 语言理论后，语言转向在中国事实上是转向了后现代语言。这种 先锋性批评语言，拒绝意识形态化，而力求保持自己的“平面 化”、“反信仰”的立场。它抛弃任何诗化倾向和升华净化之类的 浪漫色彩，而向日常生活语言靠拢，一面反抗官方权力话语的束 缚，另一方面又力求保持自己的前卫性，而设法与大众流行的 “伪艺术”相区别。正惟此，后现代本文并不是作者或批评家思想 情感的模写，也不再具有内蕴的微言大义。相反，只使人感到语 言对自身的剥离。不是人说话，而是话说人，让无意识自然本能 地流出，直接地呈现在本文中。这样，终于用语言操作消解了意 识、深度、所指。甚至，在语言的表征边界泛化以后，艺术与非艺 术的界限模糊了，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对立、小说与非小说的 对立，文学与哲学的对立、文学与其它艺术部类的对立统统消解 了。语言不再测量深度，而只在凡俗的表述中以文字写满纸张。

文学批评由国家语言转向个人语言，表明由意识形态话语 转向非意识形态的个人独白，由代神代政代集团之言转向代自 我之言，由官话、套话转向俗话、侃话、情话，从而拒斥了那种借 人民、历史、集体的名义，去强加于他人思想之上，并进而为独断 专制和思想控制留下空间的做法。这一全新的语言转向的先锋 性是不言自明的。然而，这种语言转型必然要付出代价：当作家 或批评家不再写艺术真理和历史生命深度时，他就是退到小我 的身体写作或“写作身体”这类纯客观的“零度写作”上，在无判 断、无价值归宿、无理想色彩的写作中，写作者终于感到只写个 人的琐屑生活和感受使得自己阻断了历史参照系和人性的沟 通。这种文学批评斩断了社会现实的活生生联系，而沉醉在自我 玩弄的感觉之中。这种“跟着感党走”的感觉使笔头失去思想的 向心力而成为一个无奇不有无所不包的万花筒。在说话语膨胀 中，批评家与作家“合谋”，以或暖脏、或调侃、或低语，或直白的 语言向传统信仰和主题开战，但同样也因虚无而最终导致文学 的无聊或无聊的文学。因此问题在于：是否必得在官方意识形态 和个人身体欲望写作之间，作硬性的二元对立划分和非此即彼 的选择？为什么多元论者反倒迷失在一元论之中？这难道仅仅 是方法论的迷失？”

当代文论基本向度是由现代性批评转向后现代性批评。“语 言学转向”转向的绝不仅仅是语言学，而是价值论、观念论、本体 论、认识论。语言学转向使文化问题都转化成一个意义重新阐释 问题，但由于语言与意义的分裂，中国文学批评话语出现了“批 评现转型”和“价值观转型”。

批评现转型，表现为从八十年代的政治社会批评推进到文 化批评。这使其逃离某些陈；日僵化的思维模式和价值体系，从相 对偏狭的作家中心批评和本文中心批评走向多元文化诗学批 评；从宣喻真理的浪漫激情转向冷静客观的本文精细分析；从中 心话语立场撤出，而坚守其播撒性的、边缘性的批评话语立场。

对旧叙事、旧观念、旧批评模式进行审查，坚持任何批评洞见本 身就包含了排斥其他见解的“盲视”，强调任何批评结论都包含 自我瓦解的危险。因为，文学作品自身永远包含着怀疑和推翻自 己意旨的否定因素。后现代文学批评往往通过边缘、外在、异在、 他者，对中心、内在、秩序加以嘲弄、错位、斥责，以贬损正统、消 除中心，否定等级、内外翻转、上下移位、前后错置，并在对各种 本文的新阐释中，强调比喻性的文字。这表明后现代批评家意欲 通过比喻性语言将作者和读者引到本文所深隐的另一面，瓦解 原意的向心注，以一种全新的角度使本文的“沉默”变为本文的 “多音谐调”和“差异喧哗”，后现代批评不再去建立作品的所谓 统一的意义和思想，而是以怀疑为武器，从本文的不起眼的小地 方或者具有矛盾、含混的地方去翻掘在既定话语掩盖下的潜在 意义，阻绝传统社会批评的直奔中。心主题和寻找一个意义的作 法，坚持意义的不确定性和自由性，坚持意义的播撒性和批评的 多元性。

价值观转型，即后现代文化批评坚持怀疑一切——怀疑历 史、怀疑真理、怀疑进步、怀疑终极价值、怀疑精神的超越性。后 现代主义对煽情的伪理想文学保持着警惕，对绝对主义的独断 论加以拒斥，坚持相对主义意识，差异意识和过程意识，以及思 维叛逆性和价值选择性。因此，与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相比，九十 年代的后代批评，更少建构而更多解构，更加强调政治波普化 （POP）的价值取向，更注重玩世现实主义的文化策略。这一切表 明，后现代语言转向导致文学批评日益脱离纯文学或纯审美，而 走向价值平面的“后乌托邦”文学。价值信仰发生转型；由一元走 向多元，由群体性走向个体性，由民族主义走向自由思想，由对 精神理想的追求转向对当下肉身感官的享乐。这个新的图景，显 示出后现代式价值逆反使当代人走出独尊主义，在多元价值的 格局下达到宽容和相互理解（或误解），共同建筑一个充满“差 异”的自由信仰的话语空间。于是，任何价值判断均是有限的，都 不具有政治性全权诉求的合法性，都只能对自己的所有选择负 责。就此而言，后现代语言——文化批评使人与终极价值相脱 离，从而只能“生活在别处”并不得不承担“生命中不可承受之 轻”。

汉语学界的语言学转型，直追西方最时髦的先锋——后现 代主义，使得所有的困境都转化为语言的困惑。语言与现实、思 维、意识的关系的游离，造成了语言的困境。因此，汉语学界和批 评界必得思考：语言转向之后批评将向何处？是转向意识？文化？ 还是价值呢？

（二）文学批评语言转向的先锋性与问题症候。在讨论这个 洞题之前，必须先谈谈整个文化转型的背景。中国文学批评受西 方影响很大。“西方”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来说，是一个颇为复杂的 概念。这种概念含意的复杂性，导致中国批评话语中的“西方”成 为一个自由阐释的对象，并使学“西方”的中国知识界、批评界面 对难以说清的问题：学西方是学古希腊文明中的民主、科学呢？ 还是希伯莱文明的基督神学精神？是古罗马的法律精神呢？还 是启蒙主义以来的理性精神？是反理想的现代主义呢？还是反 现代反形而上学的后现代主义？这些历时态的”西方”文化精神 在百年间尤其是近十几年共时态地“涌入”中国，以中国知识分 子为代表的汉语学界究竟该接纳谁？是全盘接受而搞非历史的 横向移植——全盘西化（极端的激进主义）呢？还是部分接纳 —一半盘西化（温和的激进主义或自由主义），即只接纳古希腊 的民主、科学精神，不要希伯莱的宗教精神和古罗马法律精神， 只接纳近代启蒙理性精神，中接纳反形而上的现代主义精神呢？ 是拒斥西方文化的渗入，否认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必要性（极端 的文化保守主义）呢？还是承认中国文化可以借鉴西方走创造性 转型之路（温和的文化保守主义），即不仅讲求形而下，关注事实 世界领域，而且讲求形而上，关注价值世界问题呢？甚或，象一些 后现代文学批评家那样，只要反理性、反启蒙的“后现代主义”， 拒斥现代性或民主、科学、宗教、启蒙、公正，而走向多元以至“无 元”的价值虚无呢？

我在前面说过，语言转向其实是文化转型和价值转型的符 码表征。批评家面对西方的多种思想资源而难以处理，于是一个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新就是好”。于是选择后现代主义后排斥现 代主义，古典主义以至两希文化精神。但是，需要强调的是，西方 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起码三次重大转型，即从古 希腊的两希精神，到文艺复兴时期以降的理性精神，再到二十世 纪的反理性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精神。而中国却延续了二 千余年的汉语文化形态的单线性时代精神，这一传统文化精神 在二十世纪初为西方现代性文化所中断。这必然使得在传统与 现代、东方和西方、现代与后现代之间，中国知识界、批评界面临 文化价值危机。

转向后现代批评的批评家，在自己的批评实践中，往往感到 后现代批评正负两面性竟联系如此紧密。正面价值往往是思维 论层面的，而负面价值往往是价值层面的。在语言形式层面上的 革命大多以价值关怀层面的失落为其代价。而叙事形式的空阔 和语言的游戏又不过是精神价值匾乏状态的一个表现而已。 语言转向以后，批评界的确大为活跃，其正面价值表现为： 注重文学批评的思维层面、角度的开阔多元，即从传统的社会历 史批评，社会政治批评，拓展到。动理批评，原型批评，形式批评， 解构批评，女权主义批评，和历史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 评等新的批评层面；注重倾听语言，突出语言，淡化背景，进一步 广大了阐释空间，促进了意义的增殖，注重语言表征出来的差异 和语言本身的差异，强调语言冲突实质上是话语的冲突，人类构 筑的语言“通天塔”的“语言乌托邦”思想在后现代日益为语言差 异性和多元性所取代，因为强调这种差异并感受和玩味这种差 异使批评变得更为宽松、更能达成彼此的理解。

与其正面价值紧密相连的负面价值，尤如一枚铜币的两面： 后现代文学的表征危机，显示出后现代文学语言是一种撕裂传 统语言和逻辑的语言，当这种文化错位的多种话语碎片共存并 进而拼凑成一张零碎无序的话语编织物时，语言的裂缝已再难 填平，从而误读成为后现代批评的正读；批评的“语言狂欢”表现 为“语言自来水”效应，一些文学本文和批评文章，整篇都是一神 “语言流”，读起来一泻千里，但不知所云，这主要是文学理论和 批评的“肌体”过剩而“骨架”萎缩，出现了话语膨胀（虚肿）而表 征意义的危机。同时，还因整个理论框架的倾斜，在打破僵化体 系时，只见废墟，而不见新体系的建立（只破不立）；语言危机完 全是人文精神和情怀的危机。价值地基塌陷，后乌托邦时代的无 信仰、反信仰状态使整个文化在多元格局中充盈着低俗化体验 和变态心境。性和暴力成了今日作家和批评家唯一感兴趣并噪 煤不休的“问题”。

语言转向并不是一个时髦的话题，而是一种需要面对、需要 解决的问题。语言转向必然伴随着语言的批判，否则“转向”只能 成为一种偶然的随意的东西。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语言转向之 “后”能做什么？是进一步怂恿语言的浅化和加深语言与意义的 裂缝呢？还是转向对语言和语言之外的思想和文化的批判？

汉语思想的当代言说方式

整个二十世纪，汉语学界（主要是大陆，包括台港澳以及海 外华人圈）受西方语言学转向的影响甚大，尤其是受以解构主义 为思想基础的后现代主义语言观影响尤大。可以说，到了八十年 代后期和九十年代，这一激进的语言观解构了历史上所有的语 言乌托邦体系，而使解构语言现普遍渗透到当代文化研究，文学 批评和学术思维中。后现代主义词汇：消解、颠覆、反二元论、分 延、播撒、平面化、复制、权力、话语、多元整合，差异性等已广泛 运用到哲学、文学、美学、语言学研究中，实现了整个汉语学界研 究方式和言语方式的话语转型，影响并重塑着文学批评和文化 评论的性格。

语言转向使汉语思想的表达出现了新问题。即在汉语学界 正确的学术规范在遭到七十年代政治极大影响后，尚未建立起 全新的学术规范和言语方式，一种以讥讽性、调侃性的言论方式 就占据了批评领域。这类玩世不恭的调侃充满了一种讥讽的意 味；思想同语言一样可塑。而语言是无限可塑的，任何语言描述 都不过是一个暂时的意报”X近一意指背后仍然是关涉一种政治 策略。这样，文学批评就附加了浓乐的政治意向，对文本的解构 的背后是对社会存在制度的解构，才是解构批评成为一种政治 权力话语。它不直接运用于政治权力中，而是以文化和文学去加 以消解，使得文化和文学不再是当代人精神栖居之以，不再是人 类可以从中找到自己最深刻本质表现的“家园”，而是“转型”为 导致不断出新的永久骚动不安的刺激源。文化文学批评家不再 是解读艺术精神的人，而是“特别的知识人”，用专门技术从事政 治权力活动的人。于是，激进鼓吹后现代的“后现代主义者”不再 是传统意义的知识分子。而是反传统知识分子的“解构者”。起 码，解构批评已使一群批评家的知识分子自我形象正发生着深 刻而惊人的变化一一反终极价值关怀、反理想、反人文精神价 值、反理性、反本体论。可以说，解构精神装备起来的“后知识分 子”已经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叛逆者和攻讦者。

后现代主义的反传统观i，使汉语思想言说方式的传统价值 遭到空前危机。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中，知识分子一直在 进行艰难的“心理革命”，但知识分子对文化共同体的前途命运， 总怀着切肤的关切和眷眷的牵挂。然而，在九十年代文化。动理危 机中，一些作家和批评家在吸收西方好皮上反文化资源的同时， 又吸收了传统社会江湖上的反文化资源，于是生发出一种粗俗、 粗野、随意、无关切的审丑“调侃语”，借着反意识形态之虚，行反 人文性资源之实，藉“语言游戏”而带来的民族性“人生游戏哲 学”，使汉语学界的当代言说变得格外困难。

反传统的解构精神将良己的解构范围扩张到人类的精神文 化和心理道德领域，在反掉知识分子的合性、责任感、灵魂归宿、 不忍之心、及其道义担当精神以后，文化精神出现了前所未有的 低迷萎顿，知识分子的心态出现了空前的分裂和彷徨，大众的精 神取向出现了罕见的低俗化和肉身化倾向。这给汉语学界提出 了“中国文化精神向何处去”的疑问。

以语言游戏进行价值解构是后现代策略的核心部分，但这 种反知识分子、反传统文化、反价值心注、解放虚无之痞气、展示 横流之人欲、去除理想之沉重而“唐洒走一回”、“过把病就死”的 格局在“众声喧哗”中却将中国世纪之交的关键问题——现代化 （经济、文化、教育和人的现代化）抛在一边，而使腐败欺诈、拜金 主义、消费主义、背信弃义、厚颜无耻、精神颓败、盲目从众成为 一种见惯不惊的景象，这恐怕是后现代式的“先锋”始料未及的， 也是汉语学界一切有思想的学者所不能再沉默的！ 后现代理论的时髦和现实问题的复杂造成的交错状态，使 汉语学界必得认真分析研究后现代主义。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 有的批评家以传统文化为挥之不去的包袱，以西方文化为热烈 向往的“圣杯”，殊不知“在‘西方文化’这个名词之下包含着许多 互相冲突，互不两立的文化集团。独裁制度是西化，民主政治也 是西化；资本主义是西化，社会主义也是西化；个人主义是西化， 集团主义也是西化；自由贸易是西化，保护政策也是西化。…… 所谓全盘西化，是化入独裁制度呢？还是化入民主政治？是化入 资本主义呢？还是化入社会主义？”（吴景超《建设问题与东西文 比》）那种缺乏分析的取舍使中国文化转型产生了困难，同时也 使选择的主体和主体的选择分外艰难。

背离了通向精神家园之路，也就背离了走向理想世界之路。 陷入价值中断的存在迷们的人们，为某种隐而不去的悬浮感所 攫持；那种先验设定的形而上学中。动信念固然已如逝川，随后现 代主义而来的多元思想和价值学说是否就能给人提供坚定的内 在支持？那种浮泛虚假的乐观主义固然脆弱苍白，但因此而走向 虚无悲观是否又标示出一种更彻底的浅薄虚假？思想僵化和自 我封闭已然使人们痛尝苦果，但不加选择地全盘接受是否就是 一条可行之路？一味拘守在深度模式和等级秩序之中已无可能， 但退回到直接的生命本能或反理性泛滥是否必然带来真正的解 放？这种二难境地，构成生存和文化的双重压力。面对这种二难 境地，世纪末的汉语学界能否提出一套新人文精神理论以逃离 “后乌托邦”的价值虚无？能否在语言层面找到一种深蕴人文精 神的清新刚健的语言以摆脱黑语、脏话、侃话满天飞的状态？能 否在精神杂乱萎顿无所适从的“人人平等”的虚拟承诺中指出解 构思潮所充斥的“新语言暴政”的实质，并力争从“德里达式的瘟 疫”（耶鲁四人帮语）中重新解放出来？

毋庸置疑，大众大可不必热衷于在“性语言”的快感中去讨 生活；批评家终将玩腻“语言自来水”式的“语言狂欢”把戏；作家 或许会在语言冲突中失去问题而最终走向“失语”。我们不能在 “语言转向”的离心力中再次失去我们问题。汉语学界所产生的 汉语思想，使其必得思考这样一些关键问题：用什么样的语言方 式来对当前文化进行参与？用什么样的语言来明晰地思考问题 和正确地表达问题？用什么样的语言模式去反抗所有政治的，游 戏的、性泛滥的“语言暴政”？

语言学转向之后当是视野转向和话语转型。汉语学界并不 需要转到跟他人亦步亦趋的“后”语言中去。相反，将进一步以广 阔的历史视野吉厘清一切时髦思潮，看准文化现代化之“道”，珍 惜语言，清理语言，慎用语言，发掘汉语言本身的优美深透性，呼 唤语言的穿透性、关涉问题的明晰性和价值的建构性。 藉此，我们就在“后”语言的沙漠中看到的是指向绿洲之 “道”，而不是华美虚幻的海市蜃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