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历史的真实——顾准的启示

刘智峰

“如果你不把那些支配你的思想的先决观念翻出来见见亮光，那你遇事就 会成为其时其地正统观念的囚犯。你所处的那个时代、那个年代的模式，就会在你浑然无知 的情况下成为禁锢你的思想的牢笼”。

——(英)布莱恩·麦基麦基编《思想家》51页，三联书店，1992年版

一

顾准的思想在埋没了近二十年后终于受到知识界的普遍关注，而且带给流行的历史学、政治 学、哲学领域的权威理论以沉重的冲击。1861年，黑格尔在评价古希腊的智者派哲学时说： “ 知识者们知道，在这个基础上是没有任何坚实的东西的；这是思想的力量，它辩证地对待 一切，使一切动摇”。这实质上是思想上的启蒙，是把信仰的对象变为研究的对象。 《哲学史讲演录》(二)9页、23页，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顾准的思想便如此， 诸多长期被奉为金科玉律的理论教条在他的缜密剖析之下互解了，丧失了真理的光环。

在西方思想史上，知识与信仰的界限是被严格区分的，前者是思想和科学的领域，后者是神 学、 宗教及道德的地盘。知识把自然和社会做为研究的对象，探究客观世界的真实状况，而信 仰则是把某种无法被经验证明的先验的信条或原则奉为行动的指南。康德明确地划分了二者 的界限，把道德信仰坚决地排除于知识的领域之外(苏)阿尔森·古留加著《康德传 》131—132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如果以信仰取代知识，便会导致以缰化的 教条做为终极的真理，阻碍了对客观知识的探索。

中国人在这方面从古代便没有严格的区别。思想家们对自然界的奥秘不感兴趣，探讨的主要 是人类自身的伦理、道德问题。这一点是古希腊的哲学家与中国古代思想家的重要 区别。罗素认为前苏格拉底哲学是自然哲学，而在苏格拉底，柏拉图的伦理学出现后，希 腊思想便败坏了。参见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107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因 此，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不发达，思想领域被政治化、伦理化了。学习知识的目的不是追求真 理，而是实用——知识沦为信仰或行动的工具，手段。李泽厚对此有深刻的认识， 参见《走我自己的路》(增订本)259—261页，430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在这种情况下，以对道德规范，权威理论的信仰取代客观知识的研究，便是很自然的。

顾准的思想在这方面是个重大突破。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是把演变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被人 们做为信仰而接受的理论还原为经验性的客观知识，并拿历史的事实来检验这些理论的真理 性。他把批判的锋芒指向理论产生的历史根源和具体历史环境——这实质上是划定了理论的 应用界限——任何理论都仅仅是历史性的，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人们只能取得一定 范围内，一定程度上的真理性认识。

如果忽视理论的历史性，把某种理论奉为普遍适用的唯一真理，便使它变成束缚人们思想和 科学发展的僵死教条。当然，如果这种错误仅限于认识的领域内，那不过是一种失败的理论 而已，但如果把这种教条认定为终极的真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并用来指 导人们改造社会的实践的话，危险便立即跨出了认识的领域，造成现实中的巨大挫折。

可以说，顾准正是从实践的悲剧——即有民族的，也有个人的，而他是把个人的悲惨遭遇做 为国家、民族命运的缩影而进行自觉反省的少数人之一——中敏锐地意识到筑成悲剧之因在 于理论上的重大失误，这些理论长期以来已被人们不加反思地做为天经地义的真理而接受下 来，成为指导人们进行思想和行动的原则。而在顾准看来，理论失误的重要原因即在于缺乏 对理论之根源的历史真实性的认识。那么，批判这种理论的最锐利的武器便是以历史的事实 去澄清理论的根基。

顾准进行世界史和中国史的比较研究的目的正在这里，通过这种研究，他在一些重要的理论 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诸如：历史是按照某种规律的逻辑顺序，向着某种最终目的前进 ，还是在各种客观因素相互作用下的逐渐演化；与之密切相关的是，历史与逻辑，真与善 是否是统一的；紧接着便涉及到中国的历史图景问题，中国的历史是有自己的独特性还是按 着西方中心的五阶段模式发展的。

二

在对历史的看法上，大致存在着这样几种不同的观点：其一，认为历史是由一些偶然发生的 互不相关的事件构成的杂乱现象，否认在历史内部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逻辑或规律之类的关系 ——它们是人类强加给历史的东西，是思维臆造的乌托邦；(美)伯恩斯·拉尔夫编 《世界文明史》(一)的序言部分，商务印书馆。其二，认为历史是在诸多客观因素 相互作用下的逐渐演变，逐渐进步，它是一种自然的过程，不存在什么决定性的或规律性的 东西。英美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波普尔均持这种主张；其三，德国思想家黑格尔、马克 思及二战后美国的现代化论者的目的论史观，认为在纷杂的历史表象背后有某种具支配作用 的规律，它决定着世界历史必然地走向某种共同目的——这个最终目的或是绝对精神，或是 共产主义，或是现代化的实现。

目的论史观长期来一直在中国史学界居主导地位。原因之一是由于中国古代史学传统中“古 为今用”的实用主义史观中包含有浓厚的目的论色彩。顾昕《中国启蒙的历史图景 》22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原因之二则是近代以来中国内外交困的现实 迫使知识分子急于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使中国能够摆脱落后，走向富强，这种认知方法本 身带有极强的功利性和目的性。在这种思想基础上，由严复介绍进来的渊源于达尔文的进化 史观迅速传播开来，被奉为真理。有了进化史观的思想预设，被简单化为阶级斗争和五阶段 论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之被广泛接受便是顺理成章的事。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深受达 尔文的影响，而与进化论有密切关系，但达尔文的发现是在自然界，而马克思的发现则是社 会 领域，严复介绍的进化论已经泛社会化了。参见(英)勃里安·马奇《波普》121页，中国社 会 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再加上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唯物史观的 地位便不可动摇了。

当然，唯物史观是复杂的，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目的史观，但在具体应和和发展过程中，其 目的论及与之相关的决定论色彩表现最为突出。顾准依据历史事实对目的史观进行了否定性 的评价，同时，提出了他的“进步”史观。

对古希腊的研究，使顾准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城邦制度，是希腊文明一系列历史条件演变 的 结果。《顾准文集》70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下引该书只注页码。在对雅典的民主制形成过程进行了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研究之后，顾准认为雅典民主“政 治的这样逐步民主化，并非梭伦初意而是历史演变的结果。”174页。在对 资本主义制度为什么最先出现在英国这一问题所做的出色研究中，顾准列举了大量的客观历 史条件，充分注意了某些特殊的，偶然因素的重要作用，“我这样絮絮叨叨地讲历史，无非 想说明：在英国产生出资本主义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独一个因素都不能达到 这个结果。”325页。同样，产业革命之所以发生在英国一国，也“是多种 必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历史事变凑合的结果。”325页。

在这里，顾准突出了历史事件形成的复杂过程，强调了多种客观因素及偶然性的作用，说明 历史只是逐渐的演变，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规律在起支配作用，驳斥了带有历史宿命主义色彩 的目的论史观——人丧失了创造性，成为历史规律的工具；另一方面，历史的发展也是不依 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能按照人的目的(比如民主)设计出来，这便从一个侧面反驳了主观 能动性过分膨胀的目的论史观。按照波普的分析，这两种倾向——宿命的和能动的都是历史 决 定论的表现方式。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38—39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

在否定了目的论史观之后，顾准提出了他的主张：“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 ”370页。因为，如果认为历史有某种终极目的，比如“革命的目的，是要 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没有矛盾的社会。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 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370页。 

顾准的这些思想与自由主义思想家有许多共同之处。自由主义者从根本上反对寻求最终目的 的信念，反对目的论和决定论历史观，而主张自然的渐进的社会工程。哈耶克称人能够按照 自己的目的设计、改造历史的主张为构造论理性主义(或“建构理性主义”)并对其进行 了严 厉的批判，他宣扬的“进化论理性主义“(或“批判理性主义”)”相信历史是演化的，而不 是 设计的，他进而认为前者意味着集权主义，而后者意味着自由。霍伊《自由主义政 治哲学——哈耶克的政治思想》6—7页，三联书店，1992年版。波普认为“历史的 特点在于它关注实际的独特的或特定的事件，而不关注规律或概括。”《历史决定 论的贫困》114页，51页。他明确地主张某种渐进的社会工程，并认为绝大多数的社 会建构都是自然“生长”的，是人类活动的未经设计的结果。他称那种企图按照某种目的改 造社会的方法为乌托邦工程而加以批判。《历史决定的贫困》114页，51页。

目的论史观在实践上的后果是人们以为能够按照某种美好的目标去改造社会。但历史事实一 再证明了它的天真。一方面，人的行为完全可能导致与其预期相反的后果，善良的目的可能 出现恶的败局。“怀有完全良好意愿的理想主义者在最真诚的信念支配下犯下了最可怕的暴 行……通向地狱之路辅满了良好的愿望。”勃里安·马奇《波普》114—115页。

从更深的层次看，这种历史悲剧的出现是必然的。社会的运行极其复杂，要按人的目的理想 ，有计划地进行改造便势必变成波普说的“整体主义”的改造，它要求有一个集中一切权力 的专制政府整合所有的社会资源，统一全社会所有人的思想和行动，以全方位的控制和强有 力的措施推进这个宏伟的计划。而一旦这一整套庞大的政治、社会体制建立之后，便会以自 己的方式运转起来，手段被异化为目的，美好的理想异化为悲惨的现实的历史悖论便出现了 。 哈耶克引述阿克顿的话说：“无论何时，当一个国家把某种限定了的单一目标做为自己的最 终目的时，该目标就会是某个阶级的利益；或是这个国家的安全和权力，或是最大多数人的 最大幸福；或是对任何纯理论思想的支持；那么，此时，这个国家必然会变成独裁国家”。 A·哈耶克《个人主义者经济秩序》19页，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顾准对此有更深的体验和认识：“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主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 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 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他举出斯大林的例子：“斯大林是残暴的，不过，也许他之残暴 ，并不100%是为了个人权力，而是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福利、终极目的而不得不如此办。”于 是“内心为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这是可悲的。”375页。

于是，顾准断然抛弃了终极目的和一元主义，走向人类进步和多元主义。主张前者便导致唯 我独尊的一元主义和政治权威主义，346页。而后者“不承认有什么终极目 标，相信相互激荡的力量都在促进进步，这在哲学上就是多元主义。”375页。

三

目的论史观有一个重要的思想预设，即认为真与善，逻辑与历史是统一的，这种一元主义与 目的论史观一脉相承，因为只有相信至真(历史)与至善(逻辑或理念)的统一，才能得出终极 目的能够实现的必然结论。顾准意识到这一点，在否定了目的论的同时，也批判了真与善， 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思想。

按照罗素的理解“真理有赖于对于事实的一种关系，事实一般地来说是和人无关的。”罗素《我的哲学的发展》195页，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即是说，真与善是不 相干的，理论的“真”是看它是否符合事实并为经验所证明，而不涉及道德的评价，它只有 “真”、“伪”之分，而无“善”、“恶”之别，事实是中性的。

但如前所述，人们常常以信仰取代知识，以道德评价取代客观事实的研究。这种价值一元主 义的结论乃是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结果，直接渊源于柏拉图的“理念说”。即认为在复杂的 现象背后有某种更为本质的东西，现象是虚假的，本质才是真实的。因此，他们才热衷于 寻找事物的本质以为抓住了本质便认识了事物的全体。如果人们认为某种理论在本质上是好 的、善的、或合理的、合逻辑、合目的的，便同时认定它也是真的、科学的、客观的。

康德进行纯粹理性批判的目的就在于划定理性的认识界限，认为人的理性不可能认识先验的 本质的东西(即“物自体”)，如果认识跨出了经验的领域，便会导致二律背反。在此基础上 ，康德明确区别了知识与信仰，事实与价值，真与善的两个领域，真与善的统一只在上帝那 里 才有可能——这是不可知的无法验证的，也即是说，要在人间实现“至善”的目的是不可能 的。

黑格尔反对康德的二元论，坚信人能够证明上帝的存在，能够发现历史的必然性。顾准在对 黑 格尔的一元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之后，认为它的核心便在于真、善一元论，“人认识真理 ，就是认识至善，真与善是一元论的，至善的即至真的，至真的也必是至善的。” 412页。

这种真、善一元的思想在黑格尔的名言“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 ”中得到最好的体现。即只有合理的——合逻辑的，才是现实的——这里的现实并不是现在 的世界，相反，在黑格尔看来，现存的东西并不就是合理的，那么，要使 它们变得合理起来，便只有按人的目的进行改造了。这里其实有某种相当深刻的革命意义。 412—413页。顾准对黑格尔这句话有所误解，认为他是在为当时的现实辩护，是“ 王室的奴仆”。但黑格尔的理想现实不是当时的普鲁士王国，而是更接近于资本主义的国家 。参见(苏)阿尔森古留加著《黑格尔传》109—110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但黑格尔的革命只是观念领域的，他的实践也只是思辩的实践，同样，真、善一元论的表现 “理论与实践一致”也不过是“理论与思辩的实践一致”。这做起来并不难，只需在思辩的 观念里进行一场革命便完了。412页。

然而，顾准认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加上了极重要的培根主义的改造。”也即是说把 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变成了客观唯物主义，“黑格尔那一套，全是在思辨中进行，在思辨 中完成的。马克思根据培根主义的原则，要把这一套从思辨中拉到实践中来进行，在实践中 完成”，进一步说，黑格尔的哲学命题是在哲学中解决的，但马克思要在政治经济学中来完 成。412页。

这样，经过马克思的“革命改造”，真、善一致，即理论与实践的一致便越出了黑格尔思辩 的世界演变成“真刀真枪”了，要在人类社会的实践中证明思维的真理性，建立“真善一致 的人类世界”，也即是“在地上实现天国”，413页。顾准在七十年代的这 一精辟分析与二十多年后的一位青年学人顾昕的见解极其想似，“同一性是德国唯心主义哲 学的重要问题。但同一(或统一)的方向都指向了精神，马克思把它颠倒过来，把统一性建立 在合规律的科学即人的实践之上”。顾昕著《黑格尔主义的幽灵与中国知识分子— —李泽厚研究》194页，(台)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4年版。

顾准批判的矛头接着便扫向那些自以为承担着“救民于水火”“建立天国”重任的“革命理 想主义者”——“他们唯有坚持理想是唯物的，有根据的，同时又是绝对正确的，他们 才心有所安。他们唯有坚持真就是善，才能理论与实践一致地勇往直前。424页。 这种沉重而悲壮的道德理想主义胸怀“本来应该为之肃然起敬的……我自己是这样相 信过来的。”但是，现实的悲剧和理论的分析，使顾准断然放弃了以前的信仰，“然而，今 天 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 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424页。 

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思想在黑格尔那里的意思是：历史的发展过程与“绝对理念”在概念上的 演 化逻辑是一致的，或者说，自然和社会的进程乃精神的外化。按照这个观念，他把哲学和历 史都看做是通向绝对真理的道路。《黑格尔传》151—152页。它的实质是以 逻辑的合理性取代了历史的真实性。马克思主要从方法沦的角度继承了黑格尔的这一思想， 并成功地应用到《资本论》的研究之中。

但按照顾准的分析，历史决定论的倾向十分明显：“我想，只能做这样的解释：(一)历史按 照逻辑的必然性而发展”。但这里的逻辑的内涵也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思维规律”之类纯 概念式的运动了，“而是中国之所谓的‘道’。‘大道之行也’的‘道’，是先验的东西” 。414页。顾准的意思似乎是说，逻辑的内涵越出了纯知识纯概念的范围， 而被赋予了某种道德理想的色彩，如“王道乐土”之类。可以说，顾准的这一分析相当敏锐 ，切中了中国人思维方式的要害。如前所述、中国人对纯客观的知识不感兴趣，“ 真理”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与事实无关。主要是正义权威的意思。顾准甚至认为中国思想里只 有道德训条，没有逻辑学、哲学。见《顾准文集》352页。

真与善、历史与逻辑统一的一元论思想实质上包含着人类理性的膨胀。一方面，认识越出了 它所能认识的界限，导致理性的狂妄；另一方面，容易导致自大狂式的独断论，即以为人能 掌握绝对的真理，而且自己发现的理论是科学的真理，对其它的认识则一概排斥。这两种倾 向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深厚的根基，墨子刻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相信，人有能力参透道 德的真理，历史的本质，找到解决人类向题的唯一出路。引自顾昕著《黑格尔主义 的幽灵……》13页。

这种明显反科学的认知心理已经成为知识分子的潜在意识，引不起注意。顾准较早地察觉到 这一点并做了深入的自省和批判。他对人的想像力——其实是理性的激情进行了冷静的剖析 。康德对想像力一直怀着警惕的心态，防止它破坏健全的理性，如果随意放纵想像力并力图 奴 役理性的时候，人便丧失理智，堕入狂妄之中。《康德传》297页。在顾 准看来，人是要有点想像力的，但他“也痛苦地感到，人如果从这种想象力出发，固然可 以 完成历史的奇迹，却不能解决，‘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娜拉出走以后怎样’ ，只能经验主义地解决”。404页。于是他开始卑视年轻时昂扬而浪漫的诗 意，而转向“散文说理的”“平易的、笨的、人间世的、经验的”思考。同上。

通过对上述思想预设的仔细清理，顾准坚决地放弃了激情的理想主义，走向平静的经验主义 和多元主义。但不能因此便认为顾准彻底否定了理想主义，他否定的是把理想主义 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而主张一种去除了乌托邦幻想的经验的理想主义。见《顾准文集》 405页。

四

目的史观及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思想在描绘具体历史事实的时候，必然表现为以单线的历史模 式去概括世界历史。目前为止，史学界影响较大的历史模式，一是唯物史观，一是现代化理 论。尽管后者是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的，但有许多重要的思想基础是相同的。(美)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65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马克思对历史的看法是相当复杂的，而且由于这一理论的独特性——不仅仅是学术理论，而 主要是改造世界的理论指南。这种实践性使它常常表现出出于权宜考虑的自相矛盾。大体说 来，这种矛盾表现为两方面。

其一是深信五阶段历史模式的必然性，认为一切非西方民族都将经历这五个阶段，最后达到 共同的目的。这种倾向在《共产党宣言》中有最深刻的表现。而且，马克思也运用这个单线 的模式去解释东方的历史，尤其是在论述英国殖民者对印度和中国的侵略的时候，那种西方 中心的优越感和历史宿命论色彩相当明显。在马克思的《鸦片贸易史》《不列颠在 印度的统治》(见《选集》(二))等文章中，这种思想随处可见。

但马克思也一再指出五阶段论的历史局限性，即这一模式主要是从欧洲概括出来的，不能任 意扩大它的适用范围。比如，他明确地说过“(我的批评家)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 源的历史概述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 ，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见《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载《全集》19卷129—130页。

但遗憾的是，由于复杂的原因，马克思的信徒们忘记了老师的忠告，把五阶段论发展为君临 全世界所有民族的铁律。对此，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罗歇·加罗迪尖锐地讽刺说：“如 果我们把建立在西方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五阶段历史发展图式，作为绝对的完全的真 理，如果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地设法把例如非洲和亚洲的社会发展都包括在这一图式之内，那 么我们就扔掉了科学方法而回到了推测性的教条主义的历史哲学。”引自(意)翁贝 托·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30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三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史家一直在按照五阶段的公式和框架构造中国历史，其间的争论不过 是把哪个朝代放到哪个阶段更为合适的问题，并没有越出单线的框框。近年来，打破这种历 史模式的束缚，根据历史的真实，重构中国历史图景的努力已经出现。最突出的努 力是史学家田昌五的文章《中国历史体系新论》载《文史哲》杂志1995年第二期；也可参见 姜义华《从“史官史学”走向“史官史学”》载《复旦学级》1995年第三期。

顾准在七十年代便依据对世界史和中国史的比较研究对流行的以阶级斗争和五阶段论为主要 内容的史观提出了质疑。

顾准较为完整的史学作品是《希腊城邦制度》。这部作品1982年由中国社科出版社 出 版，但似未引起史学界的重视。1986年，何新在《读书》第十一期发表《古代社会史的重新 认识》一文，对顾准的成就给予很高的评价。该书依据历史事实研究了古希腊城邦 制度的起源，形成过程，并拿中国春秋到秦之间的历史与古希腊进行多方面的比较。在顾准 之 前，史家侯外庐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人民出版 社 ，1963年版。一书中做过这方面的比较研究，并指出了中国古代与希腊的不同发展 路径，但由于他太拘泥于历史原理和模式，许多结论相互矛盾，有牵强之感。而顾准的研究 则完全从事实入手，抛开了一切教条的束缚，说“它是当代中国史学中第一部以实事求是的 科 学态度重新认识世界历史的著作……中国现代史学中第一部破坏偶像之作。”见前 引何新文。并不为过。

通过对古希腊史的研究，顾准揭示了中、西方历史在起源及发展形态上的诸多重大差异。他 把古 希腊的特征概括为城邦国家(或称“海上文明”)，而把中国式的国家称为领土国家(或曰陆 上文明)，它们的差异表现在：国家体制上的联盟制与郡县制；政治制度上的主权在民直接 民主与君主专制，不存在公民的概念；行政机构上不发达的行政组织与早熟的完备的官僚机 构；以及政治斗争采取的不同方式，社会契约与氏族血缘关系在社会结构中的不同表现等等 。希腊文明是西方历史的起源，既然中西方历史在开始的时候便走上了极不相同的道路，怎 么能用西方的历史模式去概括中国的历史呢?更何况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不可能对 中国的历史做客观而认真的研究。张光直认为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描述是根据后期 历史进行的推断，他利用的有关中国的史料也带有很大的局限性，见张著《美术·神话·祭 祀》109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从这一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入手，顾准对国家起源与阶级斗争说和五阶段论中的主要范畴进行 了追本溯源式的批判。

顾准认为，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和国家学说直接来源于对古希腊历史经验的概括，在希腊的社 会 发展过程中，不同利益的人们分化为对立的阶级，当这两个敌对的阶级进行激烈的斗争而即 将两败俱伤的时候，便出现了僭主政体或民选调解官——作为独裁者调解两个阶级的利益冲 突。187—188页。顾准认为，这便是国家权力的雏形，因此城邦政治是一种 阶级政治，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实质。189页。那么，从这种特殊 的历史背景下得出的国家学说如何能适用于中国呢?顾准问道：“既然僭主，民选调解官之 类的史例不见于我国古代，也不见于一切专制主义的东方。那么，上述国家学说又应该 如何具体应用于我国和“东方?”。190页。

顾准接着便对我国古代和东方国家阶级斗争的独特形态作出了堪称经典的分析。希腊意义上 的典型的阶级斗争是在城邦政治下发生的，那里敌对的阶级各有代表本阶级利益的政党和政 纲 ，在法律的范围内进行公开的斗争。80页。但在专制主义政治下，“不许可 社会的各个阶层组成为政治上的各个阶级，那里没有以其政纲体现与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的 政党或政治。”190页。代表统治阶级的国家政权本身便是社会斗争的一方 ，而不是凌架于各敌对阶级之上，这样“阶级政治的城邦制度的一切现象当然不会出现…… 阶级斗争就只好采取骚乱、暴动、农民战争和皇朝更迭形态。”《顾准文集》190页 。这里顾准实质上是给出了中国历史上专制王朝不断循环而社会发展陷于停滞的政 治学解释，也点出了专制政治与政党政治的根本差异。

所以，顾准反对教条主义地搬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因为“若不确切了解这一分析的希 腊历史、欧洲历史背景，并把它和中国历史背景相比较，认为无条件适用于中国，那是彻头 彻尾非历史的，从而也是教条主义的。”256页。

顾准依据对希腊史的研究，否定了在中国及东方国家存在过奴隶制的说法。早在三 十年代，关于中国奴隶制便有争议，经济学家王亚南认为奴隶制不曾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 而郭沫若、吕振羽等研究者迁就公式，硬替中国“制造”出一个奴隶制时期。见《王亚南文 集 》第四卷14—15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他认为奴隶制是希腊城邦制度的 特殊产物，是以发达的工商业、繁荣的商品货币关系和自由民的存在为条件的，而且，主要 存在于希腊那样的滨海工商业城邦。而在东方式的大陆务农的领土王国，希腊意义上的自由 民和奴隶是不存在的，在世家大族服劳役的只能称为债务奴隶或家内奴隶，而大量存在的是 要为国家纳税和服徭役的“赋役农民。”290—291页。顾准得出结论说：“ 一切由大陆式的部族王发展而成的国家，全部没有希腊罗马那种奴隶制。……这是希腊，罗 马这类海上文明的城邦的特色。”285页。

谈到奴隶制，便必然要涉及到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由于马克思对这个概念的论述不甚明确 而它触及的问题又比较敏感，使它成为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至今仍在争论的重要问题之一 。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争论焦点在于是否承认东方社会的特殊性质和发展途径。 如果承认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历史真实性，便等于承认东方社会的独特性，即东方并不存在西 方意义上的奴隶制(甚至扩大到封建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样，五阶段历史模式的适用 范 围便在一定限度内被限定在西方了，从根本上说，这乃是历史模式的单线论与多元论之争。 和马克思主义的其它理论问题一样，“亚细亚生产方式”已不再是一个学术性的历 史问题，而是一个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现实问题。

在顾准看来，既然在东方并不存在希腊罗马的奴隶制，那么，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便反 映了历史的真实。但是，如果一定要按照五阶段的僵硬模式，把只存在于希腊罗马的奴隶制 扩大到“东方”，取消“亚细亚”这个范畴，便是“对马克思，亦即对历史的强奸……” 285页。

顾准也分析了西欧中世纪(及日本)典型的封建制度并与中国做了兵制、政制，意识形态等多 方面的对照。304—305页。值得注意的是，顾准明确地称秦以后的中国为专 制主义国家，拒绝使用封建的概念。胡如雷对中国与西欧封建制的差异进行了详细 的 比较研究，某些结论与顾准一致。见胡著《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150—155页。三联书店 1979年版。

从某种角度说，顾准的那些带着沉重痛苦的探索，都以历史的真实戳穿了偶像的假面，把神 圣的教条从迷雾中拉出来，暴露在阳光之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