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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与百年中国文学的梦想 孟繁华 1978年在二十世纪后四分之一的历史叙事中，是一个被人们反复谈论的年代，它的重要性，首先是作为开启又—时代的标示人了有了伟大的象征意义并深植于一个民族心灵深处。谈论起它就意味着体验共同的解放、拥抱共同的复活节，它仿佛传达了这个民族共同的情感与幻想，共同的精神向往与内心需说它是人们激情奔涌的新的源头，往日的心灵创痛因它的涤荡抚慰而休止并且康复，因此，这也是又一个“结束或开始”的年代。文学作为这一时代的表意形式，最为有效和准确地表述了这一时段民族的精神形态和主流意识形态意图。它以传统的英雄情怀和启蒙话语参予了动员民众、决裂；日的意识形态和共同创造未来、走向彼岸的意志。在这一层面上，文学的作用和意义是不能取代和低估的，就如二十世纪以来各个重要的历史关头一样，文学东方化的角色依然没有放弃。因此，“结束或开始”于1978年代的文学来说，可能更是意味深长的。许多年以来，人们对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争论不休，在文学远离现实或超凡脱俗、有意宁静致远的时候，人们会指责文学缺乏使命与忧患，指责文学家对生活缺乏热情的漠然置之；而当文学紧随时代脚步，积极参与公共事物的时候，人们又对雍容雅致、仪态万方的文学文本感慨系之叹为观止。因此，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文学实在是一个难以言说的问题。历史处境的差别必然会使人们产生不同的精神需要，进而会要求价值不同的文学。另一方面，文学不同的表现形态并不取决于人们一厢情愿的要求，它的生产起码来自两方面的规约，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的意图，一方面是作家的内心需求，两者都会构成文学生产的支配力量。·前者作为公共话语可以成为文学生产的守护力量，它使作为意识形态表意形式的文学获得合法性；后者更多的则源于民族的精神传统，它浸润了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的心灵，成为一种自我暗示性的文化指令。前者更多地契合了社会、时代精神的需要，更多的着眼于策略性、临时性和功利性目标；后者则更多地期待文学自身，更多地关注人类基本的价值目标，对理性、正义、善和爱、忠诚与友谊倾注热情。当然，二者并非是截然对立的，事实上，许多优秀的作品既可能表达了对当下生存处境的关怀，同时又实现了对人类基本价值目标维护的承诺。 而于1978年代的文学来说，它奇异地统一了上述两个方面的规约，或者换句话说，它既表达了意识形态的意图，同时也满足了作家的内心需要。就意识形态来说，动员民众参与实现现代化的期待，并藉此完成社会发展形态的转型，在新的目标设定中使民族心理重新获得自振并建立自身的权威性和社会信任感，是它重要的时段性任务；就作家的内心需要来说，挣脱长久以来的“一体化”的精神统治、争取精神自由，表达他们对社会公共事物的参与欲望，并以此体规知识分子的英雄情怀，使他们大有恰逢其时之感，他们的倾述欲望终于有了机会得以满足。那时，由于历史观念的贯性作用，虽然仍有顽强的阻力形式出现，但就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来说，它们所扮演的角色更象是负隅顽抗的一出闹剧。因此，1978年代的文学在二十世纪下半叶首次以英雄的姿态通过了凯旋门，这在百年中国文学史则是少见的景观。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文学所表达的情感和愿望不仅仅只属于作家们，同时它也来自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和守护。 二十世纪中国独特的历史处境，使中华大地布满了沉重和苦难，伴随它的文学便少有欢愉和雍容，更多的则是它的愁声与战栗，而受挫后的“闲适”或响遏行云的礼赞多被认为是变形的扭曲，文学的批判力量常常由于压制而难以尽其职守，文学的表达便不可能都是由衷之言，它的策略性考虑或自我保护的本能意识逐渐幻化为普遍性，甚至成为一种培育和侵蚀力量为后来者所接受，从而成为文学家们的自觉追求，这也是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学多有“作假”之嫌的重要原因。1978年代的文学则大不相同，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批判的倾向是这一时代文学的主潮，就当代中国文学来说，以沉重的倾述和愤港的发泄作为叙事的主能指，这还是第一次。因此，1978年代的文学也是重新改变文学形象的一次悲壮的努力。社会从来没有象这一时代那样对文学情有独钟，作家成了这一时代的民族英雄，他们所拥有的礼遇和尊重几乎是空前绝后的，这也极大地满足了作家内心期待的悲壮感和使命感。同时，它也为日后文学的失落埋下了伏笔。 应该指出的是，那一时代文学的影响力并非全然来自于文学自身，或者说，社会对文学的期待亦非是对精致与深刻的讲求，普遍的心态是将文学作为渲泄的渠道、代言的工具，只要能够表达人们未曾道明的委屈仇恨、难以言说的莫名压抑，对文学的粗糙形态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此也可以说，1978年代的文学依然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人们将解放的期待和欢快诉诸于文学是大可理解的；现代化的承诺刚刚启动，物质世界的丰富还仅限于想象，在清贫平淡的生活中习惯了的人们，对实利的追求尚未觉醒，但长久的意识形态化的生活却培育了整个民族关怀政治的风尚，这一点非常酷似大革命时代的法兰西民族，人们可以忍受并不富足的物质生活，却无法忍受对政治参与的剥夺。物质世界的改变是需要时间和基础的，而文学的改变只需观念的改变即可部分地实现。被压抑已久的知识界在时机到来时，迅即被点燃，文学以超前的姿态赢得了社会信赖，它的政治性前提便是第一位的。尽管如此，对1978年代文学的肯定立场仍是我们不能放弃的。它的种种弊端我们将作出分析和述及，并论证出其背后隐含的文化原因。但它毕竟开启了一个不可改写的新时代，其后文学的发展和成就都有赖于1978年代的努力，甚至它以牺牲文学性作为代价，都将作为重要的文化遗产而倍受珍视，独特的处境使我们有理由考虑，自由的文学不能在缺失自由的环境中意外地发生发展。 这一时代文学生产的主体主要是两代作家，一代是五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中年作家，一代是成长于“文革”期间的知青作家。他们的阅历和观念作为两代人来说有很大的不同，但又是最为相近的两代人，他们都共同受到新中国理想主义的哺育，共同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同时都有“流放”的共同经历。有区别的是，五十年代那代人基本完成了受业过程，无论是知识性的还是观念性的，他们是国家规范化的精神流水线统一造就的产物。因此，观念蜕变于这代人来说相对困难些，在他们的作品中，无论以怎样激进的姿态出现都不能淹灭他们昔日接受的文化信念，对信仰的忠诚、对五十年代理想主义的格守、对未来充满信心的浪漫主义期待等等，往往以自我欣赏甚至自恋的方式予以表达；知青一代则提前了文化“断乳”，他们没有受到完整的国家规范化教育，他们观念的形成一是源于文化大革命狂热而盲目的冲动，一是源于文革后知青生涯的幻灭困顿。巨大的反差使这代人大多处于精神漂泊状态，与五十年代一代比较起来，他们更多的是怀疑、愤想，寻找精神之根是他们在这一年代主要的思想活动。 这两代人作为 1978年代文学生产的主体，他们的阅历和文化背景便大体决定了这一年代文学的品格。这是一个激情奔涌的时代，一个充满了青春气息和浪漫想象的时代，它具有传统与现代的双重意味，它又极大地影响或导引了时代的走向。毫不夸张地说， 1978年代是迄今为止我们民族新的精神故乡和文化资源，它培育的新的精神既同世纪之梦密切相关，承传了百年来优秀分子对历史挑战的回应，同时它又注入了新的文化血脉，即应运而生的精英文化。 精英文化的核心话语是现代性问题，它绵绵不绝地延续了百年。出于抵抗西方和赶上西方的内驱力，近代洋务运动在物质技术层面的变革、到康、梁政治制度改良的幻觉、再到孙中山争取社会制度变革的努力，从文化层面来看，其中都明确地带有现代国家的追求意识。随着西方文化的不断涌入，有识之士意识到仅靠富国强兵、立宪运动或推翻！日的王朝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民族自身的变革，这一变革的要义是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梁启超早年曾自称为“中国之新民”，他办的杂志也叫“新民丛报”，这一“新民”的思想甚至影响到青年毛泽东，“新民学会”就是以毛为核心的。陈独秀也曾谈到“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必适民族更新，吾人之愿始偿。”①这一追求中有明确的民族意识；五四时期周作人又提出了“人的文学”，把民族的更新具体化到“人的意识”② 从“国家意识”到“民族意识”再到“人的意识”，是现代性追求的具体表达。虽然自二十年代起“阶级意识”以压倒一切的气势统治二十世纪思想文化领域长达六十年之久，但“阶级意识”里仍然具有明确的现代性关怀，把劳动人民和无产阶级从被剥削被压迫中解放出来，建设一个民主繁荣昌盛的现代国家，打翻一个阶级，解放一个阶级，本身就蕴含着现代性的巨大诱惑力和目的论色彩。这也正是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人们接受信奉这一理论的原因。只不过在急风暴雨式的动荡和斗争中，这一意识的巨大缺陷被掩盖和忽视了。因此当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到来之际，知识界和主流意识形态对“阶级斗争”学说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和反省。关注的焦点重新又回到“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和“人的意识”上来。 现代性作为核心叙事话语，同时便意识着它具有了普遍的意义。一方面，它成了凝聚民族向心力的共同关怀，可以以此来呼唤民众，可以建立起健康自信的主体意识；一方面，对知 ①陈独秀：《1916年》，载《新青年杂志》第1卷第5号。 ②见李以建：《文化选择与选择文化》，载《文学评论》1989年第《期。 识分子来说，可以找到一个生存的支点，一个可以依托的精神资源。马克斯·韦伯曾指出：“知识分子以各种方式寻找一种能扩展到无限的决疑术，以便赋予他们的生活一种普遍的意义，从而找出与其自我、人类和宇宙的统一性。正是知识分子把世界观转变成意义问题。”百年以来，知识分子生存于现代性这个“普遍意义”之中，在这里他们找到了精神宿地，不再有那种“边缘人”和“流浪者”漂泊无为的惶惑。然而，这一关怀与主流话语合流之后，知识分子又因此付出了牺牲这一阶层属性的巨大代价。 在五四那代人身上，他们的现代性关怀与个人的精神独立存有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他们深怀启蒙的热望，同时又对昏睡中的华夏子民深怀绝望；一方面，他们有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同时又不断有精神独立的自我暗示。作为启蒙的基本任务，是使全体国民从狭隘愚昧的小农文明中解放出来，成为具有现代文明品格的人。陈独秀当年在《敬告青年》中就提出，人应当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隐退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人。这些提法表明了启蒙思想家理想的现代文明同小农文明的根本区别。但是，“和维护传统的小农文明的农民运动、农民战争相遭遇时，启蒙运动自然就会发现，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殖民掠夺、反对封建主义的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方面，他们确实是同一战壕的亲密战友；在变小生产为大生产、变 自然经济为商品经济、变小农文明为现代文明方面，他们的价值取向与行动实践又大相径庭。启蒙运动所希望改变的，却往往正是农民运动所坚持的；启蒙运动所希望达到的，却往往正是农民运动所希望去除的。启蒙运动与农民运动之间这种既联盟又对峙的复杂关系，便引发了他们两者之间既相桔抗又相渗透的特种对流运动。”①这一问题显然是知识分子无力解决的，既便他们认识到了也束手无策，最具韧性的鲁迅先生也只能做绝望的抗争。 还有，动荡的社会环境以及血与火的残酷斗争，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形成的特立独行的风采和个性不可能形成传统并且延续。各种各样的政治斗争此起彼伏从未间断，它可以把最为平和的知识分子也卷进它的中心，他们无法成为书斋的看客或局外人，国家和民族的意识促使他们必须投入到斗争中去，他们不能维系内心的平静。国家、民族这样的群体概念自然还会引起他们由衷的冲动。“革命文学”提出之后，反对个人主义而以群体至上的观念日甚一日地占据了统治地位，并成为日后几十年知识分子普遍的认同。二十年代末，蒋光慈提出：“革命文学应当是反对个人主义的文学，它的主人翁应当是群众，而不是个人，它的倾向应当是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②既然文学应当是群众的，是集体的，那么一个迫切的问题就是文学语言的“转译”问题。因此，“由谁提出民族文化的语言？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在三十年代的民族危机中间已经很迫切；他们对‘古老的’精英文化和二十年代的西方主义都抱怀疑态度，他们带着现代性在中国的历史经验中寻求一种新的文化源泉；这种文化将是中国的，因为它植根于中国的经验；但同时又是当代的，因为这一经验不可避免是现代的。不少人认为‘人民’的文化，特别是乡村人民的文化，为创造一种本土的现代文化提供了最佳 ①姜义华：《论农民运动与启蒙运动在现代中国的拮抗与对流》，见《五四与现代中国——五四新论》第7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版。 ②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载《太阳月刊》2期。 希望。”①德利克教授的研究是相当值得重视的。随着民族矛盾的激化和服从于民族斗争的整体需要，一套新的文学话语被创造出来并日益完善。首先是对民间生活比较熟悉的作家创作出了具有浓重民间生活气息的作品，它的代表人物是赵树理。然后这套话语便占据了文学史的主导地位。但是，也正是自这一时代起，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地位颠倒过来了，作为“开启民智”的知识分子开始成为大众的学生，他们从行为方式到思想情感都必须努力向大众倾斜，知识分子走向民间蔚然成风。开始它是被诱导的，但逐渐变为知识分子心悦诚服的指导性思想。以这样的观念和情感对待文学，就必然要站在劳动大众的立场上去阐发“大众”的看法和感情，而不可能再是作为知识分子的独自感受了。文学语言的“转泽”问题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完成的。一切个人的或知识分子的情感、思想、趣味、选择，都必须“转译”为“人民大众”的、“民族”的、国家的。文学的表达形式也必须以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因此，文学的“现代性”意指，在“转译”的过程中，始料不及地首先改造了最初对它关怀的群体。文学的功利性关怀也日甚一日地影响和改变了作家的心理结构。 “现代性”意指作为历史精神的一部分对作家心态具有极大的制约性，在特定的时期内它甚至是无可抗拒的。但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的心态毕竟不同于职业革命家具有明确的目标，作家阶层属性的规定性决定了他们心态的多重性质。他们常常为历史精神所感染，自觉地投身于历史精神的趋动之中，但他们的个性品格又时时表现出特立独行的一面，这又往往遭至历史精神 ①阿里夫·德利克：《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载香港《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3期。 “权威”阐释者的不满乃至惩罚，因此既便作家怀有真诚善良的愿望，仍不免被残酷的斗争淘汰出局。自从知识分子与大众的位置发生了转换之后，知识分子惨遭淘汰和清洗的事件已不再令人感到震惊，它的屡屡出现已使人们司空见惯。从鲁迅遭到围攻之后，王实味、萧军、丁玲、罗峰、艾青在延安遭到了严历而颇有“高度”的批判，解放后从思想改造运动开始，批《武训I传》、批俞平伯、批胡适、批梁漱仅、批胡风、反右斗争、批“中间人物论”、批“三家村”一直到所有的作家全军覆没的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似乎与“历史精神”已经无缘，他们彻底地成了历史的“边缘人”。这一悲惨而残酷的历史境遇，极大地改变了作家们的心态。“三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不断逼迫知识分子舍弃理性的自尊和自持的历史，一部不断逼迫他们向求生本能屈眼的历史。从消极退让到主动迎合，从自我压抑到自我毁灭，知识分子面对社会的精神姿态越来越低，由后退而下跪，又由跪倒而趴下——在‘文革”的最初几年间，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成片成片地自动趴下”①的悲惨情景，便可以想见他们在精神上曾受到了怎样的伤害以及心态发生了怎样的畸变。面对如此的现实，知识分子可以选择的道路无非是“逃避和依附”②这两条路。这外部环境 自然是有目共睹不可忽略不计的。无论是出于作家的良知还是 出于对权威话语的迫力，作家都将自觉或不自觉地追随主流意 识形态对历史精神的阐释，于是这就形成了百年来占主导地位 的“主流文学”，在“主流文学”中我们都可以不费思索地认定它 产生的特定年代以及发生的历史事件，因此说百年来的中国文 学是百年历史的缩影乃至到本也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①王晓明：《潜流与漩涡》28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10月版。 ②同上，280页 但是，如果把作家心态的全部复杂性完全简单地归结于历史精神的制约或作家“进”与“退”的选择，则只涉及了问题的一半。另一方面也许是更为重要的，则来自作家自身的原因。 尽管百年来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遭遇了太多的不幸，但忧患情怀的传统仍促使他们情不自禁地以文学作为手段或方式积极地介入社会，夸大文学改造社会和灵魂的作用，自觉地认为自己肩负着社会的重大使命。在“文革后文学”中，不仅象王蒙这样深怀“少年布尔什维克”情结的作家“热切地呼唤那些忧国忧民、利国利民的作品，那些勇敢地直面人生、直面社会矛盾而又执着地追求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的作品，我们欢迎的是那些与千千万万的人民命运休戚相关、血肉相连、肝胆相照的作品。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将不仅看到文学的精致和美妙、作家的技巧和才华，而且看到一颗颗跳动着的、鲜红的与火热的心。”①象蒋子龙这样的“公民文学”②作家要求自己对“生活和命运负责，严肃地、勇敢地阐明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和困难”，③使自己“向人们表达的思想和感情”“有助于人们的斗争和成长”。④就象张承志这样年轻的作家，也虔诚地认为，在我的意识中，我从未把自己算作蒙古民族之外的一员。我更没有丝毫怀疑过我对这种牧民的爱与责任感，我也坚信他们总在遥远的北国望着我并期待着我实践对他们没有说过的诺言。这虽然是建立在一种想象中的关系，但这种想象却使作家变得异常庄严而沉重，因为他已经负 ①王蒙：《创作是一种燃烧》61－6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11月版。 ②见王蒙、王干：《自由与限制——当代作家面面观》，见林建德、王景诗编：《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509页，时代文艺出版社。 ＠蒋子龙：《为“创业者”记取》，见《不惑文谈》7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10月版。 ④同上。 有了责任与使命。张承志是首都红卫兵那代人，“火红的岁月”赋予了他以理想的方式思考生活与文学尚有可以理解的理由，但生于陕西乡村的富有中国传统文人特征的青年贾平凹也同样认为“写书于我，是作用于社会，作用于时代。”①几乎就是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了》中的使命思想在八十年代的延续。不仅男性作家如此，女性作家也同样肩负起了重担。初入文坛时写过《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的张洁、写过《一个平静的夜晚》、《留在我们记忆中》的张辛欣、写过《哦，香雪》的铁凝，都逐渐地放弃了她们女性特有的细致、温情、平和的特点而走进了属于男性化的激烈与沉重。张洁后来的《沉重的翅膀》等，张辛欣后来的《在同一地平线上》等，铁凝后来的《麦秸垛》等，都负载着鲜明而强烈的社会内容。这一心态的转换也许张抗抗说得更为清楚：“十年内乱中对人性的摧残、对人的尊严的践踏、对人个性的禁烟、思想的束缚、1978年以来新时期人的精神解放、价值观念的重新确立……这些关系到我们民族、国家兴亡的种种焦虑，几乎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它们在我头脑中占据的位置，远远超过了对妇女命运的关心，……这种作为男人和女人共同的苦恼，还会是一个相当突出而又迫切有待解决的问题。”②因此，负起使命与责任仍是“文革后”作家的一种内心需求。这一状况虽然在以后的文学实践中逐渐为他们所认识，在内心深处，他们仍然怀有这一情结。这是一种百年传统使命意识和忧患情怀延续的心态，但这种心态中已经蕴含了自我解构的因素。1978年代过去还不足十年时，在当代文学中已鲜见黄钟大吕式的慷慨激昂，那种坚定的使命感已基本丧失殆尽。作品中的普遍意义已经自行消失了。作 ①贾平凹：《一封荒唐信》，载《文学评论）1985年5期。 ②张抗抗：《我们需要两个世界》，载《文艺评论》1986年1期。 家心态的这种大转换自然有复杂的外部原因，但作家自我设定的“角色”本身也同样是一个巨大的否定因素：文学不可能兑现它的承诺，它的力量和能够达到的实在是太有限了。 与此相关的是作家与读者关系的想象性建构。“文革后文学”的发展，同时也来自读者对作家创作的阅读期待。“伤痕文学”的最初阶段，虽然受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甚至责难，但广大读者接受了它并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伤痕文学”为文革后的文学创作赢得了最初的荣誉。在无数读者欢呼和支持的声浪中，可以说作家们缺乏应有的分析，甚至完全把读者的阅读期待作为价值取向和努力的目标，以此实现“代言人”的悲壮。在王蒙看来，“人民期待”的文学，就是“更强有力的文学，反映新时期的重大的与尖锐的社会矛盾、反映人民的愿望与社会发展的要求、具有鼓舞人心、发人深省乃至振聋发愤或者醒酬灌顶的精神力量的文学。”①蒋子龙甚至说：“我们的文艺是属于人民的。人民的好恶是断定文艺好坏的标准”②。冯级才则诚恳地愿意“把自己交给读者”③。把作家与读者的关系强调到了一种不适当的程度，那么来自读者的阅读期待必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作家的创作心态。但问题是来自读者的期待很少有深刻地涉及到艺术问题的，他们关心的是作家在多大程度上喊出了“他们的声音”，这一要求隐含的基本是社会性的问题，因此，许多处于文学边缘的作品而直接触及社会问题的作品恰恰是受到狂热欢迎的。《班主任》、《5·19长镜头》、《人到中年》、《乔厂长 ①王蒙：《生活呼唤着文学》，载《文艺报））1983年1期。 ②蒋子龙：《为“创业者”讴歌》，见《不惑文谈》7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10月版。 ③冯骥才：《我心中的文学》，载《文汇月刊））1984年12期。 上任记》、《芙蓉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悠悠寸草心》、《说客盈门》、《西望茅草地》、《人妖之间》、饲、草在歌唱》、《呼声》等等在八十年代初期引起强烈反响的作品，几乎无一不是因为涉及到了重大的社会问题而受到读者普遍关注的。有的著名作家声称自己“停在文学门外”其实并非是自谦之词。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是否象当年评论界评价的那样高，显然是个值得重新讨论的问题。文学的社会性取向为作家们带来了自信和荣誉，但它所蕴含的颠复性因素业已为文学的发展所证实。社会问题逐渐得到解决（这与文学究竟有多大关系是令人怀疑的）。文学的社会效应自然要迅速减弱，从80年代中期开始，读者逐渐疏远了严肃文学，作为“文化英雄”的作家不再被英雄般地关注，这对于视读者为“上帝”的作家来说，无疑会产生被“上帝”抛弃的深刻恐慌。这一心理危机正是源于作家与读者关系想象性的建构中。十年过去之后，读者成群结队地拥向了街头书摊前，低俗的通俗读物惊人的发行数量使严肃作家的心态遭致了毁灭性的打击，“读者崇拜”的假想彻底幻灭了。因此，当我们看到幻灭失魂的作品风靡九十年代文坛的时候，就不能不联想到“读者崇拜”假想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以及它对作家心态恶化所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也许雅斯贝尔斯的概括更为精当，他认为，“‘公众’是一种幻象、一种被误认为存在于一群为数众多、而彼此间并无实际关系的人之中的幻象。而他们的那种意见，便是所谓的‘舆论’，这是被个人或团体利用来支持其特殊观点的虚构东西。它是很难感知的、会让人引起错觉的、短暂而变化无常的；它一下这样、一下那样、一下又消逝了；它是一种能暂时赋予群众提升或毁灭力量的空无。”①用这样的观点来分析作为“上帝”的读者，同样是有效的。 ①雅斯贝尔斯：《当代的精神处境》35－36页，三联书店1992年5月版。 在一般的意义上说，作家心态的变化原本是正常的，因为所有的人都已经“意识到自己不过存在于一个其历史已被决定而且继续变动的处境中。”①“每一阐释的真确性”②正在受到怀疑，真实的世界和我们已知的世界存在着先在的偏差和区别，“这就是我们何以生活在一种变动、一种流转和一种过程之中，通过这些变动的过程，不断改变的认识也促成了生命的变化；反过来，不断变化的生命也促成了认知者意识的变化。这种变动、这种流转、这种过程将我们推进一个永不间断的征服与创造、失与得的漩涡之中，我们在这个漩涡中痛苦地打转，在茫茫大海中受到强劲潮流的冲击”。③这种被描述的处境也是我们真切的感受，因此对作家心态的变幻不定本应给以感同身受的理解。但是，“文革后”作家心态的变化并非完全出于对某一观念或理论阐释“真切性”的怀疑，而是出于一种抢占潮头的强烈欲望。所以这不仅不具备怀疑“阐释的真切性”的资格，每一“新潮”对自己是否持有较真切的了解都大成问题。只不过这一切都被花样翻新语焉不详的话语策略掩盖了而已。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亦不鲜见，五四时代的大师们对西学无不逐一翻检，但都了解到什么程度则难说了。因此，信仰与主义不时变化并不令人感到惊奇。“人们往往从西方传入的最新文化、最新思潮中，抓住其表面的‘符号’，甚至来不及弄懂其本来意义，就凭着一种热烈的主观愿望和皮相的了解”④，便迅速地得出结论，“并且转化为最坚决的实际行
①同上，第2页。 ②同上。 ③同前注。 ④钱理群：《丰富的痛苦》223－224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5月版。 动。”①瞿秋白对马列主义的理解与接受，主要是“几本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的几本小册子”，②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是一种理想，而“对现实社会主义的了解在当时超不出翟秋白的《赤都心史》、《饿乡纪程》的描叙。”③这一状况在“文革后文学”发展过程中又不幸地被重复了一遍，我们又一次进入了新潮与主义的时代，又一次进入了混乱的自我混战的时代，在自我颠覆中，当“意识流”和“股俄诗”尚处于“情况不明”状态时，荒诞、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新崛起”、“新三论”一直到“后现代主义”，当代文坛仿佛得了“恐后症”，凡是新的，便大有趋之若骛之势。“新的就是好的”这一早期进化思想仍顽强地延宕着。为了趋新，以“新”命名的各种称谓不绝于耳，“新方法论”、“新批评”、“新写实”、“新历史主义”、“新保守主义”、“新体验”、“新状态”等等一时四起。更年轻的一代在标新立异上大都用一个“后”字，“后结构”、“后悲剧”、“后浪漫”、“后国学”、“后寓言”、“后知识分子”、“后东方”、“后精英”等等，“后”（POSt－）的语义发生了变化，它成新或“最新”的符码。表面上这仿佛与世界文学有了对应性的关系和结构，但实质上一浪赶一浪的趋新大战仍没有超出进化论的思想范式，来去匆匆、浮光掠影的趋新倾向相当集中地体现了当代作家的心态。但是，这些“旋生旋灭的迹象”④和“新说”，由于“毫不理睬前人遗产中的合理因素，它们自己也没有给后人留下任何有益的东西。它们只是思想发展史上的不正常的畸型儿。”⑤ ①同上。 ②同上。 ③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31－3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3月版。 ④《王元化谈研究当代新思潮吸取科学新成果》，载《文汇报）1986年11月 10日。 ⑤同上。 在不断的自我颠覆中，文学仿佛获得了空前的自由，仿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自治”时代，但在不间断的狂舞中，作家逐渐疲惫不堪，心态急速地转向老化，关切业已四散，作家仿佛是旷野中的游魂，既无目标亦无归宿，孤独而凄苦无助地茫然前行，文学的苍茫时分在世纪之交如期而至。然而，迫使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为什么在“一体化”的文化环境中，作家顽强地争取文学“自治”，并在这一过程中充满了达观自信和勃勃生机？而文学“自治”已经实现，外部迫力日渐稀薄时，作家们反而失魂落魄，日见颓败？除了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文学日益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与当年轰动一时形成的反差而造成的失落之外，是否还有其它原因呢？在我看来作家心态的这一逆转，重要的大概还是源于内在的危机：以往，作家自觉地投身于社会历史的潮头或漩涡，这虽然也成为文学发展的制约力量，但历史精神作为作家的内心关怀毕竟为他们提供了精神宿地，他们的。动中毕竟还有彼岸的感召和感人的冲动，而当他们主动疏离了这一切之后，新的信仰还远未建立起来，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岁月里，当代作家大概还无法摆脱这一痛苦。如果这一看法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认为，作为精神生产者的文学家和作为精神产品的文学作品，大概是不可能缺少那虚幻的精神之乡的乌托邦——这一并不存在、永远无法唤回的彼岸，于作家来说却是不可缺少的，没有它，我们便会成为失魂的人群，文化的溃败感和内心的危机感就会终日纠缠着我们。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作家，“双重人格”宿命般地无法摆脱。在缺乏自由的岁月，他们“向往自由”，但一旦“向往”实现了，他们便又失去了精神的依托。在普遍意义中生存了太久的人，一旦精神一无凭籍，“他也就失去了他生活的意义，其结果是，他对自己和对生活的目的感到怀疑。……一种他个人无价值的无可救药的感觉压倒了他。天堂永远地失去了，个人孤独地面对这个世界——像一个陌生人投入一个无边际而危险的世界。新的自由带来不安、无权力、怀疑、孤独及焦虑的感觉。如果个人要想成功地发挥作用，就必须缓和这种感觉。”①因此，人们必须“尽快地去追求新的意义，以免剩下的一切都变成一种虚无主义或空虚感。”② 于是， 1978年代就成为一个十分值得怀念和纪念的年代。那里有不言自明的肤浅和过分的投入，但对公共事物的关注，对百年梦想的执着追求，仍会给后来的人以鼓舞和激励，它的精英意识和启蒙假想还会长久地播散着它的魅力和影响。 ①弗罗姆：《逃避自由》36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②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页，三联书店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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