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官学“六艺”到孔子“六艺”

徐洪兴

儒家学派的形成过程，同时也就是儒家经典的结集过程。如所周知，后世把首出的儒家经典称之为“六经”。其排列次序，依今文经学家的观点是《诗人《书人《礼》、《易》、《春秋》①，而依古文经学家的观点则为《易人《书人《诗人《礼》、《乐》、《春秋》，此点不拟细论。从历史事实上看，孔子的时代并没有①按：今文经学派以为《乐》本无经，存于《诗》、《礼》之中，因而只提“五    经”，不承认有“六经”。“六经”的说法。“六经”之名称，首见于《庄子·天运》篇：         

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天运》本属《庄子》外篇，应是后人所作，其成篇不会早于战国中期。且其说在汉武帝“表章六经”之前实际上并不通用。从历史文献中考察，在汉代前期，一般都把“六经”称作“六艺”。这在《史记》的《伯夷列传》、《李斯列传》、《儒林列传》、《滑稽列传》、《太史公自序》中都可以发现，而其中又以《滑稽列传》所记为直接标以“六艺”之名且所论较详①，其云：        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    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   

《春秋》以道义。以后刘欲撰《七略》，其中著录“六经”经籍，也名之曰“六艺略”。至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则完全袭用《七略》之名。从上可知，“六艺”就是“六经”更早的名称。    “六艺”之名实，有一个颇为复杂、且就今天而言已难详究的演变的过程。一般认为，在孔子以前早已经有“六艺”的存在，以后经由孔子编集“六艺”新课本，再经过数百年的传授与不断修订，到战国晚期才基本固定化，开始被人们称为“六经”。但“六艺”之名在很长时期内仍然通用，直至晚近亦未完全废弃。         

一、孔子以前的“六艺”    

这里，先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孔子以前的“六艺”。①按：《史记·太史公自序》记“六经”作用更详尽，但未明标“六艺”之名。   

“六艺”并非始自孔子，孔子以前已有“小学”的“六艺”和“大学”的“六艺”，其内容是不尽相同的。    “六艺”从一开始就与“儒”结下了不解之缘①。周灭商以后，出现了以教“六艺”为职业的儒。《周礼·太宰》曰：       

儒以道得民。

郑玄注曰：       

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

《周礼·地官·大司徒》曰：       

联师儒。

郑去注云：       

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这里所谓的“六艺”或“道艺”中之“艺”，即《周礼·地官·大司徒》中所云：       

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又《周礼·地官·保氏》亦云：       

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日五礼，二日六乐，三日五射，四日五驭（御），五日六书，六日九数。学界一般认为，《周礼》主要是战国时期的作品，而非周公制礼的实录，但它所记述的制度应有所本，不能完全凭空创制。西周时期有以“六艺”教民的“儒”，基本上是可以得到确定的。①关于“儒”之含义、性质、起源、演变诸问题，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课题。从本世纪初起，章太炎、胡适、冯友兰、郭沫若、钱穆等对此曾有过热烈的讨论辩难，直到晚近仍有不少人在探究此问题。对这个问题此处不拟展开。详可参看陈来最近发表的《说说儒——古今原儒说及其研究之反省》一文，载于《原道》第2辑，团结出版社1995年4月版。   

以上所谓的“六艺”教学，大概属于“小学”，即贵族子弟的基础教育。其中又可以细分其为三类：“书”就是文字，“数”就是计数，这可认为是学习文化的基础知识，大体上类似于今天的语文和算术两门课程。“礼”和“乐”，是当时贵族们从事政治活动以及宗教活动的基础知识。“射”指射箭，“御”指驭车，这二者则是当时关于战争活动的最基本的技能技巧。    周代“小学”的“六艺”，其功用主要是在于对贵族子弟进行知识和技艺的必要教育和训D练，培养出能文能武的初级人材，当时未必形成固定而统一的课本。   

西周时代除了“小学”之外，还有所谓的“大学”。《礼记·王制》中记：        

大学在郊，天子日辟雍，诸侯曰泮官。“大学”属于高等教育，其基本的课程有诗、书、礼、乐“四术”，《礼记·王制》又云：       

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   

与“小学”相比，“诗”是新设的课程；“书”不再是仅仅孩子所学的“六书”造字原则①，而是读训典之类（历史文献）；“礼”与“乐”也不仅仅是礼仪、音乐，而且还要学习理论。在“大学”里，既然是理论学习，所以不太可能全凭口耳相传，只听教师们的讲课，一定还会有些课本之类的东西。可惜，这些今天已无法窥其①许慎《说文解字》叙云：“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尤以六书。一日指事全貌了。   

从西周到春秋末期数百年间，尽管各诸侯国教育制度变化多样，“辟雍”与“浮宫”也可谓兴废无常，但官学仍然是存在着的，以“诗、书、礼、乐”为主要课程也是沿袭不变的。大约到后来又陆续加进了《易》和《春秋》（泛指历史）二门课。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曾引金华的应氏所云，谓：       

乐正崇四术以教士，则先王之诗、书、礼、乐，其设教固已久。《易》虽用于卜策，而精微之理非初学所语； “春秋”虽公其纪载，而策书亦非民庶所得尽窥。故《易    象》、《春秋》，韩宣子适鲁始得见之。则诸国之教未必尽    备。盖自夫子规定、赞系、笔削之余，而后传习，经术流行。①应氏之语尽管是推测之论，却也不无道理。所以，“大学”课程合计为六门（各诸侯国并不统一），沿用“小学”的“六艺”之名，遂有“六艺”之称。其基本情况大致如下：《诗》是古人的歌谣选集，它被列为第一门课程，是因为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各诸侯国在政治上以及外交上的来往，包括贵族们平时的各种社交活动，都往往用诗来应对。如《左传》、《国语》中屡屡可见到的，在朝聘、会盟、宴会等场合中，人们多引诗述怀、赋诗喻意，乃至于冷嘲热讽、勾心斗角。所谓“赋诗断章”（《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所谓“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就是指用诗歌来应对、比喻，这可以说是当时的惯例。周王室也十分重视对民间诗歌的搜集与整理，定期派“行人”（又称为①《文献通考砖一百七十《经治考一》，中华书局1986年9月版第1502页。“遂人”》到民间去“采风”，然后由太师整理编定，孔子的十世祖正考父就曾经“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见《国语·鲁语》），除了“名颂”之外，当然还应该有其他作品没有被正考父校D录过的①。经历了长期而不断的采集与编排，孔子以前已基本上形成了“风”、“雅”、“颂”三部分诗。据《左传》记载，鲁襄公二十九年（当时孔子约七、八岁），吴公子季札聘鲁，“现干周乐”，当时演奏的就有“国风”、“小推”、“大雅”、“颂”，这与我们今天所见的《诗经》，在编次上已经差不多了。   

《书》是历史文献的选编。早在殷商时代，就已有了典籍，周公在训法“殷顽民”时曾说过：“惟段先人，有册有典”（《尚书·多土》），似乎周公是见过殷人典册的。今人在研究殷墟卜辞时，发现甲骨片上多有钻孔，且有“册六”等字样，这显然系典册的编号。说明典册的观念在殷商时代已存在，而且殷商的巫史们已在尝试建立档案并加以分类。到了周代，有所谓“左史记言，有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汉书·艺文志》），这些话当然不必全信，但档案记录的存在应该是不容怀疑的。周王室收藏了数量不少的典册，从中选取一些篇章，作为其“大学”中“书”这一课程的“教材”，供贵族子弟学习，这或许就是《书》的最早的源头。  ①周王室的采诗制度，现存最早的记载仅仅代的。据汉代典籍追记，周代有采诗、 献诗的习尚，王室派“行人”（“道人”）米诗，由大师总汇编纂。《汉书·艺文志》称：“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锋拘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

这种说法或以为受到汉代乐府制度“采诗观风”的启示。但参之（国语·周语）的 “放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普献曲”之说，又对照周代官制确有“行人”、“大师”等职守，再考之《诗》的作者阶层之广泛、涉及地域之辽阔，周代有采诗、献诗之制是基本可信的。到春秋中，十后，周王室衰微，政令不能及于列国，采诗之制也大致终结，即如孟子所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以孟子·离娄下》）及至春秋时代，列国割据以后，这门课的教学内容也就很不一致了。例如，楚庄王派一位名叫上警的人，去辅导太子学习，土登向楚大夫申叔时请教，申叔时说了很长一段关于如何对贵族子弟实行教育的话，其中说道：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    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    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    也；教之故志，使其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    知族类，行比义焉。①这里，“令”、“语”、“故志”、“认；典”之类，实际都是重要的典册文献。学习这些东西，也就是属于《书》的教学范围。    

《礼》，是从“小学”到“大学”都必须学习的重要课程。“礼”的意义，在古代非常广泛，其起源和核。已一般认为是尊敬及祭把祖先，以后逐步扩大化、系统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经历了夏、商、周三代的演化，有所谓“夏礼”、“殷礼”和“周礼”，汇集起了一整套的典章、制度、规矩、仪式。关于“夏礼”、“殷礼”的实际情况，在孔子时代已经无法确考了。周朝的统治者则是把“礼”奉为其立国之本的，这个情况一直延续到了春秋时代，先秦典籍有关这一方面的论述极多，试拍几例如下：“礼，国之土也”（《左传·襄公三十年》）；“礼，国之纪也”（《国语·晋语四》）；“礼，政之舆也”（《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杜预注日：“政须礼而行”）；“礼，王之大经也”（《左传·昭公十五年》），这些记载都反映了当时从贵族到土人对“礼”的重视。“小学”教育中的“礼”，主要是教贵族子弟“执①《国语·楚语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528页。礼”。“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学礼是日后成为“君子”的基本条件。“礼不诵”①，大概“小学”中学“礼”没有死记硬背的课本。只有到了“大学”的课程中，才可能从大量繁琐的礼仪制度中选取一些重要的内容，以文献的形式来教学。“大学”所学之“礼”，已不仅仅是要成为一个“君子”，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在于把“礼”作为统治的必要手段来学习的，“夫礼，所以整民也。故会以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朝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征伐以讨其不然。”（《左传·庄公二十三年》）前面引到的那位申叔时的话：“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说的正是“大学”中《礼》的教育的情况，尽管他说得很简单。   

《乐》和《礼》一样，是从“小学”学到“大学”的一门基础课程。这门课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为它从一开始就与《诗》、《礼》以及歌舞结下了不解之缘。《礼记·内则》中云：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可以衣裘帛，舞《大夏》。《周礼·春官·大司乐》中曰：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    之子弟焉—…·以乐德教国子中、和、抵、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    子舞《云门人《大卷入《大咸人《大警人《大夏人《大灌入《大武》；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    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这些记载所勾勒出的，大致就是从“小学”到“大学”的《乐》这门①见《论语·述而》何晏注引郑玄语。课。从这记载中我们已不难看出，《乐》的教育不在于单纯的娱乐性情，更有极大的社会效应和政治效应，如申叔时所谓的，“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就强调的是移风易俗的社会政治功能。当时，从天子、诸侯、大夫到土，用乐都有规定，这包括乐队的规模、舞队的人数、演奏的乐章、歌唱的诗篇等等，这也就是“礼”的一种体现，即权力、地位、等级的象征。孔子以前，这门课有没有教本？现在已难以知晓。推想一下，应该有乐谱一类的东西，教师也要讲一些“乐德”、“乐语”及音律、舞蹈方面的知识，但未必一定有文字形式表达出来的课本。   

乐正以诗、书、礼、乐“四术”造土，说明在早期的“大学”里，是没有《易》和《春秋》的，这两门课程应是后来才增设的，但确切的年代现在已难以断定。   

《易》，原为上古占雅之书的通称。《周礼·春官》中曾提到大卜： 掌三《易》之法：一日《连山人二日《归藏人三日《周易》。相传，《连山》为伏益所作，《归藏》为神农（一说黄帝）所作；又传，夏代之《易》为《连山》，商代之《易》为《归藏》。这类传说早已无法察考，但《周易》在周代就已经有了，那是事实。《周易》最早可能萌芽于殷商之际，《周易·系辞》中云：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未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    与纣之事邪？又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现****古发现证明，即使在甲骨卜盛行的商代，也已经有短占的存在。据当代学者的研究，从缩占到《周易》文本的形成，其中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其经文并非出于一人之手，亦非成于一时，当系长期积累的产物。我们现在可知，至迟在孔子以前，《易》已经被列入了“大学”的课程之中。《左传·昭公二年》载，晋侯派韩宣子出使鲁国，“现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可见，在当时鲁国的官府之学中，已经有读《易》之事。《春秋》，原本泛指当时编年史书。把《春秋》作为一门课，大概是在春秋时代。当然，编年史著作的起源是很古老的。在殷周时代，已设有专门的史官，他们按年、按月地记录国家大事。所谓“左史记事，事在春秋”，多多少少也反映了这其中的一些情况。在孔子以前，编年史已经成为贵族子弟的教科书。晋悼公听说叔向“习于《春秋》”（《国语·晋语七》），于是便把他召来辅导太子。这“春秋”当即为楚国之编年史。此外，当时各国都有“春秋”，亦即其国的编年史。墨子就曾说他见过百国的《春秋》，在《墨子·明鬼》篇中，还具体提到了“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至于后世儒家经典《春秋》，原为鲁国编年史中的一种。韩宣子在鲁国的太史那里看到的鲁《春秋》，显然也是一种编年史。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大致的结论：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合称的“大学”六艺，在孔子以前就存在了。这“六艺”是由于教育需要而编集或设置的，相当于今天普通的教科书，其本身并不含有什么神圣的意义。因为它们是在大量的古籍文献中选取出来的，所以可认为是中国上古文明的结晶。此外，我们还可以说，中国上古时代的文化，很主要是依附于教育而保存下来的，同时又是依附于教育而发展起来的。孔子以前的“大学”六艺，为儒家经典的诞生准备了基础材料。倘若没有这官学的“六艺”，恐怕也就没有孔子的新“六艺”，同样也就不会有儒学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了。

二、孔子与“新六艺”

孔子在创立儒家学派的过程中，把官方的“大学”六艺，改变为儒学课本即“新六艺”，这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其影响之深远实难以估量。

孔子他毕生从事教育活动，教学内容既有“小学”基础教育中的“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这些基本技能训练；同时又还有理论的学习，主要就是诗、书（历史文献）、礼、乐。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这四门课程的名称与排列次序，均沿用了以前的“大学”六艺那一套。孔子晚年才研究《易》，并编定《春秋》。这两门课大概算比较精深，不能用来作为普通教本；只有少数高材生才能学习。所以《史记·孔子世家》又说：“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理论性课程总需有些教本。孔子以前已有“大学”六艺的课本，但那些基本上属于“官府之学”。以后，随着时代的变迁与学术的下移，旧课本大多散乱或者残缺。而且又因列国纷争，政治局势动荡多变，这就使得各国的教育情况显得有点五花八门。孔子所办的私学，不同于官学，必须设置一套适应新形势需要的课程。当然，新与旧课程之间，既有因袭的关系，又要有创新的内容。

于是，一个千百年聚讼纷结的大问题出现了：孔子与“六艺”（或曰“六经”）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古文经学家说孔子是编不是作；今文经学家说是作不是编；现代疑古派（即“古史辨派”、学者则认为既没有编更没有作，孔子与“六经”没有什么关系。看来，要从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事实真相，首先必须摒弃学派上的偏见，坚持对历史资料作出历史主义的分析。应该承认，司马迁《史记》所提供的资料，还是比较系统的。对此，我们既不可盲目信古，但也不可疑古太甚，取舍标准只能是客观存在的史实。

孔子与“六艺”的关系，我们以为应与他的教育活动联系起来看。从孔子的教学实践中可知，他确以“六艺”（“六经”）为教，这一点就是在《论语》之外的其他典籍内也有不少记载。如《礼记·经解》曰：

孔子日：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这就是说，可以从人们品德和知识的不同表现上，来具体分析和判断“六艺”教育的效果。除此之外，从前引《史记·滑稽列传》中孔子的那番关于“六艺”教育的话来看，那则是从对治理国政可能发生的作用而言的。这两则材料，已充分说明了孔子对“六艺”施教的重视。既然孔子如此重视“六艺”，那么，他完全有可能整理编纂过以往的“六艺”，以作为其教授弟子的教本。   

接下来的问题，孔子是怎样整理和编纂“新六艺”课本的？参之周予同先生的研究成果①等，可略作如下观：   

第一，删《诗》。《史记·孔子世家》中说： 古考《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    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    于征席。故日“《关难》之乱以为《风》始，《摩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机武》《雅风颂》之音。礼

①     这里主要参考的是周予同《“六经”与孔子的关系问题》，《复旦学报》1979年第1  期。此文亦收在朱维铮先生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一书中。   

自此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对于这一说法，唐代的孔颖达，宋代的朱党，清代的崔述等都曾表示过怀疑。其主要理由，是《论语》两次说到“《诗》三百”，且都标明为“子曰”①，似乎孔子时代的《诗》，原本已经是三百余篇，孔子未删去那么多古诗。千百年来，围绕着“古者《诗》三千余篇”与孔子“去其重”问题，众说纷法而莫衷一是。从司马迁的话来看，“重”就是重复的意思；“三干”恐非实指，而是泛指众多的意思，如“弟子三千”、古《尚书月三千篇”之类。我们以为，说孔子没有删过《诗》，这恐怕难以成立。《论语·子罕》中云：

于日：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风颂》各得其所。这番话虽是论“乐”，但也是论《诗》。因为古代乐、诗相配，“不歌而诵故谓之赋，叶于萧管放谓之《诗》。”（章太炎《国放论衡·辨诗》）孔子应该是删过《诗》的，但删得可能不会象司马迁所说的有十分之九那么多。在孔子以前，《诗》的选本似比较完整了，已按“风”、“雅”、“颂”进行编次（见前述）。孔子搜集了各种不同本子，经过整理删定，较早就编好了《诗》，并作为教科书中便于诵读和记忆的一部，供弟子们学习之用。所以，“六艺”中见于《论语》者以《诗》独多，凡十八处，超过提到《书》、《乐》、《易》之处的总和②。    第二，编《书》。孔子以前，《书》作为历史档案文件选编，势必因各诸侯国政治情况而异，因此不可能象《诗》那样容易定型化，获得普遍认同。孔子必须根据搜访到的大量历史文献包括以前的选本，重新加以选取、整理与编集。司马迁说孔子：

 ①《论语·为政》“于日：《诗》三百”章；又《论语·子路》“于日：诵《诗》三百”章。  ②据钱玄同的统计，《论语》中提及《诗》凡十八则，《书》四则，《乐》六则，《易》三则，    见《古史辨》第一册第71—7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3月版。

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梁，编次其事。（《史记·孔子世家》）《汉书·艺文志》也说： 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史记》、《汉书》所说孔子编次《尚书》，应不是无根之谈。《论语》中三次提及《书》①，证明孔子不仅引《书》、读《书》，而且把《书》作为教本向学生传授。然而，由于秦始皇“焚书”以后《书》的散佚，就使得问题变得复杂化了，如《论语》中所引的《书》语，就不见于现在的《今文尚书》。古本《尚书》是否确为百篇、《书序》是否确为孔子所作等，历代究经学者多有争论，至今仍属疑问。又自乾嘉以来，今存《古文尚书》》是伪作的论定，《今文尚书》中《尧典》、《皋陶漠》、《禹贡》和《甘誓》是战国时人拟作的论定，使得有人提出否定孔子编《书》的传统说法（见钱玄同《答顾颌刚先生书》，《古史辨》第一册）。我们认为，倘说今存《尚书》（《今文尚书》）篇篇出于孔子所定，那确是信古太过；但如认为孔子同今存《尚书》毫无关系，那就有点疑古太甚之嫌了。《论语》所引的《书》语不见于《今文尚书》，只能表明汉时所传《书》已非旧貌；传世本中有孔子以后的托古之作，也只能说明它经过后世儒家的增订补充；伪《古文尚书》与孔子是否编书无涉。从先秦古籍来看，墨家、道家都称引过《书》，说明《书》在战国时已流传颇广。既然孔子那时已有集录的《书》，孔子还将它作为教本，那么孔子完全有可能对它进行过筛选。只是孔子编次《书》的具体过程，以及古本《尚书》的初始面貌，因“文献不足征”而无法搞清楚了。

①     详见《论语·为政》“或谓孔子曰”章、《论语·述而》“子所雅言”章、《论语·宪问》“子张曰《书》云”章。   

第三，订《礼》。如前所述，从西周至春秋末，“礼”始终是重要的课程。孔子对“礼”深有研究，尝言：夏礼，吾能言之，把不足征；殷礼，吾能言之，来不    足征。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论语·／＼    俏》）他曾搜访过“夏礼”和“殷礼”，还做过比较研究。至于周礼，他更可以说是诸熟于。已而推崇备至了。另外，孔子对“礼教”又极为重视，这在《论语》中是随处可见的。他对“礼”制作了订正，并用来教育学生。前面提到，“礼”的教学以实习为主，“礼不诵”，不在于死记硬背“礼”的条文。孔子似乎也以礼仪的实践训练为其“礼教”的主要内容，而以讲解为副，如其在流亡途中仍不忘教弟子演习“礼”就是证明。孔子在对学生讲礼时，是否也会编些文字形式的材料？现在已难确知。从一些古籍的记载中得知，有人认为孔子与《礼》有关联。司马迁说过，《书传》、《礼记》自孔氏。（《史记·孔子世家》）《礼记·杂记下》中也记：] 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全丧礼，《士丧礼》    于是乎书。不过，就现存的《周礼》和《仪礼》而言，学术界基本认定为是战国时期成书的作品。

第四，正《乐》。孔子具有很深的音乐造诣。他曾向鲁国的乐官师襄子学鼓琴，一曲《文王操》，练到师襄子三次赞好仍不停止，直至练到自觉演奏时仿佛有文王在自己面前方觉满意①。他歌也唱得好，除遇丧事外没有一天不唱歌：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论语·述而》）  ①事见《史记·孔子世家》。  又能与人以歌唱和：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论语·述而》）  甚至能以歌来表达不想说的话①。他还能指点鲁国太师即乐官长怎样指挥乐队，使演奏自始至终充满感情②。孔子在其一生中花了不少时间搜集和整理古乐，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日“不图为乐之至    于斯也”。（《论语·述而》）这是孔子三十六岁前的事。

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这是孔子晚年的事。司马迁也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如前所说，此话既是论《诗》也是论《乐》。就《乐》而言，“雅”指朝廷乐歌，“颂”即郊庙家相的歌舞乐章。孔子为恢复古乐，尤其是朝廷庙堂音乐的本来面貌，对“乐”作过一番认真的审定和整理，这是历来没有什么争议的。问题在于“乐”这门课有无课本，即孔子有没有编定过《乐经》？后世围绕这个问题有很大争论。依古文经学家言，《乐》本有经，因“秦火”而亡佚了；今文经学家则认为，《乐》本无经，“乐”即在《诗》与《礼》之中。这是个很难说清的问题，容回后再究。   

第五，论《易》。《周易》流传于孔子之前，那是不争的事实。孔子“五十以学《易》”（《论语·述而》）之说，因其中的“易”字汉代①事见《论语·阳货》中孔子拒见孺悲。②事见《论语·八份》“子语鲁大师乐”章。所传的《鲁论语》读作“亦”①而引起少数学者的怀疑，有人甚至认为孔子未尝学《易》②。但大多数学者还是从司马迁之说，《史记·孔子世家》中记：       

孔子晚而喜《易人序《蒙》《系》《象》《说卦》、《文    言》。读《易》，韦编三绝。日：“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这里不仅说孔子晚年好研究《易》，而且认定《易传》为孔子本人所作。《汉书·艺文志》》也说：

孔氏为之《象》《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此说汉唐儒者不疑。自宋儒欧阳修起，《易传》为孔子作之说遭到怀疑，到近人的研究论定《十器》是战国时的作品。《易传》是否孔子所作虽有争论，但《易经》通过孔子而流传则是基本可信的。周知，《易经》未遭“秦火”，故其传授系统颇为清晰，《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记：       

孔子传《易》于霍，程传楚人鼾臂于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坚，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在何……。《汉书·儒林传》中也有差不多的记载：       

自鲁南程于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    授江东鼾臂子引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    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子木（商因）传《易》之说，历代《易》学家大多认同，因此是比较可靠的。至于《易传》问题，我们认为，在孔子以前的春秋中期，即存①见《经典释文·论语音义》。②见施畸《孔子未尝学（易）考》，《学术月刊》1961年第8期。些教本的材料都属于古代文献，孔子“信而好古”，因此基本上保留了这些文献的史事内容与文字风格。

当然，任何课本总会体现出教育者的一定意图。孔子也是依据自己的政治、哲学、伦理、艺术、历史等观点，对大量古代文献进行了筛选，然后才编成新的“六艺”课本。例如，孔子本着“不语怪、力、乱、神”的观点，把上古文献中大量有关鬼神上帝之类内容删弃了，这就使得新“六艺”显得不那么怪诞神秘。又如，孔子按照自己的思想，把古文献中有关“仁”、“礼”的内容凸显了出来，因此就使新“六艺”带上了浓厚的人文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编定“新六艺”，既是“述”，也又有些“作”了。   

孔子的新“六艺”，比以前“大学”六艺不仅完善而且丰富，在我国古代学术文化史上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这意义简言之有三：   

首先，孔子把“六艺”定型化、凝固化，使之成为保存春秋以前重要文化遗产的长久性载体。我们知道，古代文化的发展固然是绵延不绝的，但就某种特定文化而言，如果不善于发掘、整理与保存，也会有中断甚至绝灭的危险。西周以降，“大学”六艺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之中，往往因时因地而异，差别性大于划一性。至春秋末期，“礼崩乐坏”，《诗》、《书》残缺，已经出现一派衰颓的情景。孔子的不可磨灭的功绩之一，就在于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六艺”，使上古文化有了继续发展的条件。正如章太炎指出的，“追惟仲尼闻望之隆则在六籍”，“令人人知前世废兴，中夏所以创业垂统者，孔氏也。”①     

其次，孔子把西周以来传统“王官之学”的“六艺”，一变而成 

①     章太炎《检论》卷三《订孔上》，《章太炎全集》（三）集423－42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版。

为了“私学”的“新六艺”，从而能让文化知识为更多人所学习和掌握。早先的“大学”，完全属于贵族子弟教育的范围，春秋时期“官学”虽日渐崩溃，但“六艺”传播范围还是十分有限。及至孔子，正式创办“私学”，施行“有教无类”，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使“六艺”传翻更广、影响更深。章太炎又说：“微孔子则学皆在官，民不知古。”①学习“六艺”也就成为当时土人了解与掌握古代文化的主要途径。孔子传播文化之功，于此亦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