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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的行为模式及其现实意义 方铭 一、对屈原行为模式的总结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叙述屈原创作动机，称其“疾王听之不聪也，谗陷之害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化也”。又说，“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屈原放逐，著《离骚》”，“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报任安书》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揭奖圣贤发愤作文的创作动机，把创作《离骚》作为一种因变量，即作用于外界刺激这个自变量的反应，刺激与反应构成创作《离骚》行为的模式化型态。因对现实之不满而产生忧愁怨愤，并通过创作来释放优怨的激情，这是屈原创作行为的现象归纳。 屈原在他自己的作品中，也对其创作行为进行过描述，《九章·惜诵》说：“借诵以致圈兮，发愤以抒情”。后代学者，如胡文英《屈骚指掌》以为诵“如孟子为王诵之之诵”，王夫之《楚辞通释》曰“诵读古训以致谏”，戴震《屈原赋注》曰“悼惜而诵言之也”，在具体训话虽略有差异，但皆肯定此句言屈原创作行为的模式是因忠而生愤嫁，而借诗以陈情。《抽思》曰：“愁叹若神，灵遥思兮；路远处幽，又无行媒兮。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忧心不遂，斯言谁告兮？”屈原创作行为在陈情之后，还有一个目的，便是自我拯救，即通过激情的抒泄，从而醒人并自省，使对现实环境的刺激能够有足以抵御的能动力。 司马迁之外，汉代尚有许多学者讨论过屈原的行为，刘向《新序》卷七指出：“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屈原疾暗王乱俗，仅仅嘿嘿，以是为非，以清为浊，不忍见污世，自投湘水泊罗之中而死”，班固《离骚赞序》云：“以风怀王”，“又作《九章赋》以风谏，卒不见纳，不忍油世，自投泪罗”。《汉书·地理志》曰：“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汉书·艺文志》曰：“……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又班固《奏记东平五苍》云：“灵君纳忠终于沈身。”王选《离骚经序》又称屈原作《九章》“以自证明”。这些意见，与司马迁、屈原的陈述共同构成了屈原的行为模式，我们可以用如下图式来概括屈原的行为模式： 忠贞之质 以自救 以自证明 君王不悟 以自伤悼 以怨 进忠言 以讽 君王不听 自杀 忧愁幽思作赋 遭谗放逐 举世皆浊
二、从与孔子行为的比较中认识屈原的行为模式 某种行为模式的建立，总是伴随着与其他行为模式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只有在来自于共同的自变量即环境刺激之时，才能发现因变量的不一致性。这种不一致，既有社会的、哲学的、地域的差异，更有由这些差异所导致的心理载力的极限值的不同。就屈原的行为模式而言，怀忠贞之质、进忠言，君不听、遭谗放逐，这种刺激不局限于屈原一人，但能作赋以伤悼、怨讽、自救、自证明，却只能局限于文学家。作赋以后君王不悟，而采取自杀之形式，在文学家中，少之又少；在战国楚怀王时代的文学家中，更仅有屈原一人。可见，在因变量之中，惟有自杀这一种结局，才更清楚地表现出了屈原行为模式的终极的个性。 自杀作为主动消灭生命的一种行为方式，虽属一种非正常的状况，但不能单凭此行为本身判断是非，而要探究是否是在某种环境刺激下所可以选择的最具积极品格的形式。为此，我们应把屈原的行为纳入历史范畴，寻求可资对比的参照系。《史记·太史公自序》指出：“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司马迁认为《春秋》也是孔子发愤所作，又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遵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孔子以涤切著明的行事成《春秋》，《太史公自序》引董仲舒之言以明原委日：“周道衰微，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三事而已矣”，《春秋》作为对外界刺激的反应，其目的在于有用于世。《孟子·藤文公下》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武其君有之，子找其父有之，孔子惧，作《春秋》”。王逸《离骚经序》为体现屈原“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与圣人行止合节，先叙孔子。曰：“昔者孔子铅圣明哲，天生不群，定经术，删《诗》《书》，正《礼风乐》，制作《春秋》，以为后王法。”孔子作《春秋》，缘于对现实的不满和神圣的使命感。则孔子行为模式可用下图表示： 世衰道微 礼崩乐坏 进忠言 君王不听 尽大义 诸侯害之 惧 作《春秋》 大夫雍之 单就孔子与屈原的行为模式考察，自变量的刺激确有类似之处，因变量在发愤著书这一阶段也相去不远，惟屈原在优怨自悼之后，期望君王的认同，但反馈的信息是君王不悟，孔子作《春秋》以尽义，自以为已完成使命，即使临终之时，大义乖而微言绝，已非所关』乙，没像屈原采取了更进一步的激烈的反应方式。屈原的行为表明，在孔子止步的地方，他多了一层企盼，因而多了一层失望。 三、屈原行为模式的局限性 《孟子·尽心上》指出：“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告子上》更提出“舍生而取义”的价值观，以为“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孔子、屈原皆处无道之世，以身殉道，也都是二人的共同目标，但身殉至于会生，则必须有“义”存于其中。《论语·泰伯》曰：“仁以为己任”，《论语·宪问》曰：“仁者必有勇”，又曰：“勇者不惧”。孔子周游列国，当“太山怀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之时，唱然叹曰：“吾道穷矣”，“莫知我夫”，但仁人不忧，孔子以为“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①，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但孔子在失望之中，从未放弃希 ①《论语·卫灵公》 望，却也没有企盼非一己之力量可以主宰的奇迹出现。在孔子于著述为后世法之外，便招门人三千，传播仁义礼智勇。因为孔子知生死之节有大义存焉，因而《论语·宪问》教诲子路子贡，不能仅仅看到管仲在公予纠死后，不效死，反事桓公这一点，而应看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赔，微管仲，吾其被发左枉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径于沟读，而莫之知也。”屈原不忍见于法世，以为举世皆浊，世人皆醉，唯他一人独清独醒，一跃沉江，名为决绝，实陷逃避，既无补于楚国百姓，更未能使楚王醒悟，楚国从此失去一位直谏之土，“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设使屈原不拘于楚一国，北游列国，定可为华夏诸侯之国万民尽一己之力。楚作为周天子统治下的诸侯国，其“国”之概念自不可以今日之“国家”相提并论，不论在楚在晋在秦，春秋战国之际，都在为天下共主周天子尽子民义务。至于楚欲另立中央，吞并汉阳诸姬、奄王坐大，只不过是干着分裂的勾当而已，因而在楚不足以言“爱国”，去楚也不当被“叛国”之名。“春秋无义战”，春秋战国为扩充自己实力，阴谋分裂而进行的一切纠纷，都与中华民族大一统的精神背道而驰。司马迁在屈原本传中称，“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今若是”。屈原把自己的命运与楚国及楚王的好恶紧密联系起来，而孔子等先秦哲人，则关心整个周天子的天下万民，不仅仅限于一国的荣辱，胡文英《庄子独见》曾以庄子与屈原比较，以为“漆园之哀怨有甚于三周也，盖三间之哀怨在一国，而漆园之哀怨在万世”，一国与万世之区别，实也可以区别屈原与孔子。 《孟子·万章下》孟子把卿大夫分为贵戚之卿与异姓之卿，贵戚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异姓之卿“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先秦卿大夫，基本贯彻了这种时代精神。当然，如孔子大圣人，对父母之邦也有留恋，《孟子·尽心下》载。“孔子之去香，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去齐，接渐而行，去他国之道也”。孔子不因对父母之国的留恋，而终老鲁国，放弃对道的追求。伍子前因楚王之滥杀，竟至于鞭尸挞墓，班官处室，以泄杀父兄之仇，正表现了这个时代君臣关系中立大夫的自主意识和追求人格平等的强烈愿望，并不因君臣关系的一旦规定，而放弃自身的价值追求。伍员最后因知遇而生忠心，因忠而被杀，被剥夺了发表批评的权力，被杀与自杀，其中反映出的被动与主动，蕴含了积极与消极的不同内涵。被杀对于伍员来说，并非所愿，因为他仍积极面对人生，而屈原自杀，却是他自己的选择，是他庆弃人世的激烈反应。有论者以屈原为楚同姓，是同姓之卿，义不当去楚。设若如此，取昏君之位而代之，便当是关心社稷民生的卿大夫所义不容辞的，但屈原没有这样做，甚至也没有产生过这样的思想。有人会认为屈原虽为楚同姓，但自武王封子手屈，至屈原已四百余年，支系遥远，且屈原也未必便是屈氏正宗，屈原无力易位。如此，或隐或去，或吟诗作赋 以谏君，未必比之自杀更为不足取。扬雄、班固正是看到了屈原行为之中的怪诞，《法言·香子》称“爱变丹青”，即线其不能如智者达天命、审行废，虽有文采，丹青之伦耳。班固《离骚序》也指出其“非明智之器”，“露才扬己”，“亦贬签狂捐景行之土”。凡此，都可以认为是对屈原行为模式所存在的局限性的批评。 四、对屈原行为模式产生原因的分析 我们作了如上说明，并不是否认屈原行为模式中所饱含的对理想不屈不挠的追求精神。人固有一死，采取自杀形式来终结生命的人，无论他怀有多么深沉的痛苦，当他走上自杀的旅途之时，他必然把这种结局看作是在追求最后的快感，尽管是一个具有悲剧意味的快感。自杀作为一种能动的结束生命的行为方式，它和被杀以及自然死亡的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的心理的平衡已完全丧失，面对人世，他没有承受现实刺激的应变能力了。屈原自杀以对抗现实环境的刺激，事实上是他心理矛盾不可调和的必然结局，只有明白了屈原心理矛盾的不可调和性，我们才可以理解屈原“名参君子场，行为小人儒”，责数怀王，怨恶椒兰而终于自杀的真正原因。 屈原心理中的矛盾，首先表现在对自己价值的评估上。唐裴度《寄李翱书》指出屈原“雅多自贤、颇有狂态”，正是看到了屈原过高地估计自己的才具，而对世人缺乏客观、全面的认识，不能看到在他之外，楚尚有忠臣，有圣贤智慧之土，因而找不到自己的同盟军，陷入孤独无助之中，只能自叹自怜自慰。《离骚》开宗明义，称述自己为高阳苗裔，皇考曰伯庸，出身贵胄，生逢嘉会，天赋内美，重以修能，因而能洞察入微，掌握真理。《渔父》以天下唯一清醒之人自许；《借诵》曰：“思君其莫我忠兮”，又以为自己不幸的遭遇，来自于众人对自己才能的嫉妒，自己嫣然是天下第一忠臣，第一智人，美美众生似乎都在与自己对立。我们知道楚材晋用的典故，楚国一向不乏贤人，即屈原同时，也存在着智慧之人。司马迁对屈原政治才能语焉不详，“美政”之外，便是联齐抗秦，以及秦之欺楚，劝楚王不入秦。据《秦本纪》，陈辍先已洞察秦的欺诈。合齐则由昭难提出，昭难还力谏怀王赴武关。二事史家不言屈原，既说明屈原的主张，当时有同道，也暗示首先有此主张的，并不是屈原其人。 又屈原尝主张杀张仪。杀一人而得罪强秦，为小不忍之祸必无穷，《史记·张仪列传》弓然仪言曰：“秦强楚弱，……且臣拳王之节使秦，楚何敢加之沫”，《楚世家》引张仪言回：“且大王在，楚不宜敢取仪，且杀仪以便国，臣之愿也”。当怀王之世，楚已不禁秦之击，楚与秦战，每战皆败，甚至楚连巴已不敌，杀张仪，为秦提供宣战之口实，实乃误国的建议。此事可譬之贾谊劝文帝削藩。文帝初立，汉需要修养生息，则剪除异姓诸王，便要文帝向自己的亲兄弟开启事端，以虚弱的中央政府对付羽翼丰满的诸王子，正是不自量力之举，以文帝之泪晦，自然明白贾谊主张的不合时宜。真理永远只能是相对的，真理一旦丧失了具体的环境，同样等于谬误，而联齐以抗秦，当怀王之时，也已距谬误不远。《史记·张仪列传》张仪劝怀王联秦时说：“秦之攻楚也，危难在三月之内，而楚待诸侯之救，在半岁之外。夫待弱国之救，忘强秦之祸，此臣所为大王恩也。”张仪说了一个赤裸裸的现实，楚王也一定明白。楚唯一可以抗奏的办法，便是与韩、魏这两个与楚接壤，又阻塞秦人楚的国家修好，而齐是靠不住的①。如此，就杀张仪与联齐二主张春，我们并不能说屈原是正确路线的代表。 《抽思》云：“曾不知路之曲直兮”，足见屈原在投身仕途之时，缺乏对政治斗争严峻性和残酷性的认识。而制宪令，每一令 出，又自谓“非我莫能为也”。屈原虽“摘于辞令”，如宋玉等“从容辞令”，写出美丽的诗章，并博极群书，可当赋诗言志的外交使命，但日常言便宜事，却不具有苏秦、张仪之才。东方朔《七谏》 曰：“言语销涩兮，又无强辅；浅暂编能兮，闻见又寡”，大约是缺 少应变能力的书生之流，且身居左徒之类的官职，无执政之职 责，锋芒外露，而致重臣愤怒，失败是必然的了。屈原也知道自己 的缺点，《怀沙》称：“文质疏内兮，众不知余之异采”。洪兴祖日： “内，旧音们，悯，木讪也”。屈原不能使自己内在的文质绷中彪外，而期望知遇，必然要失望了。“当自我遭受本我和超我的压力 ①见张国光《古典文学论争集》。 时，人就会感到焦虑，而为了消除焦虑，他极可能把原因归于外界，非但不肯说‘我很他’，反而说她很我’，”①屈原认识不到自己自傲，以及策略上的欠缺，是导致无法成就伊尹、傅说、吕望之功的根源，而仅仅归结于“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线独而不予听”，“国无人莫我知兮”，“众皆竟进以贪婪兮”，“众女嫉余之峨眉兮”，显然是陷入缺乏自我意识的误区。 东方朔《七谏》云：“平生于国兮，长于原野”，这是汉代最早谈及屈原童年的资料。屈原长于草莽，显然不能归入王室摘系之中。屈原也称“忽忘身之践贫”，可见他本来便是贫贱之土。《离骚》曰：“理弱而媒拙”，《抽思》曰：“理弱而媒不通”，“愿自申而不得”，这便是没有坚硬支持的叹息。屈原官左徒，《史记正义》以为不过如左右拾遗之官。楚巨官如令尹、上往国、左尹、有尹、左司马、右司马，任职者在史传中屡有出现，唯左徒之职，仅因考威王以左徒为令尹，封以吴，号春申君，故见于《史记·楚世家》。黄歇能以左徒为令尹，不是由于左徒是副相，而是因为黄歇曾随楚太子完人质于秦，并以死掩护公子完回国继统，因而完即位后，便以淮北十二县为报，其背常规，因而才如此写。出身的卑贱、官职的微小，更兼言语的木油，使屈原的自傲与自卑紧密相伴，愈自卑，便愈要强调自傲，而自傲又带来孤独，带来他人的愤恨，因而自傲者又担心被人轻视，便又自卑。如此恶性循环，若不及时自省，调整策略；或自省以后，无调整的契机，便成为永远无法摆脱的矛盾了。 自傲若表现为坚强的勇气的话，自卑则会给人一种卑弱无助的感受。适应于自傲与自卑的矛盾心理，屈原性格中又具有坚强与软弱这截然相反的性格因素。他说：“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 ①卡尔文·斯·霍尔《弗洛伊德心理学基础读本》。 余心之可惩”，“以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言与行其可迹兮，情与貌其不变”。屈原有为理想献身的坚强信念担档挫折来临之时，他的软弱的一面又呈现无余。《渔父》载“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怀、形容佑槁”。王选《楚辞章句》也说屈原在江湘之间竟至于忧愁叹吟，“仪容变易”，一改往昔，致使避世隐身、欣然自乐的渔父“怪而问之”。《卜居》曰：“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心烦虑乱，不知所存。”《哀部》曰：“心郁郁之忧思兮，独永叹乎增伤”；《抽思》曰：“望北山而流涕也临流水而太息”。在挫折面前，长嘘短叹，六神无主，泣涕涟涟，乃至于求助于太卜之家，稽问神明，决之若龟，与无可无不可的圣贤风范相去太远。无怪益郊《旅次沉湘怀灵均》诗云：“三黜有温色，即非圣哲模。五十爵高秩，谬膺从大夫。胸襟积忧愁，容鬓复雕枯 死为不用鬼，生作猜谤徒”，“名参君子场，行为小人儒”。屈原因 官场失意而神志失常，怨恶谤讪，不可谓忠君；陷于君臣恩怨纠 葛之中不能自拔，不可谓智；自杀以避世，置苍生予不顾，不可 谓重社稷。孔子尝称楚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 温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为“忠”；①又称“君子固穷、小 人穷斯滥矣”。②屈原得志便喜形于色，不得志便意志沮丧肥自 己人生的价值系于君主的知遇。炎汉盛唐，贤者多讥谓之语，仔 细想来，并非全是无根抵之言。屈原性格上有更多捐狭的特点 如果说坚强的勇气来自于屈原对儒家圣贤传统的认同。历 代对尧舜禹汤文武的称颂，对太康、奔、浇、寒促、继、纣的批判。 对比干、伍子前的赞扬，使他对自己选贤授能，循绳墨规矩的“美 政个充满了自信，因而甘愿为实现美政，与反动势力斗争，效法历 ①《论语·公冶长》。 ②《论语·卫灵公》。 代忠臣的榜样，不悔于剖心沉江。那么，屈原性格中软弱一面的来源，除了因缺乏切实可行的推行自己主张的政治策略，而必须依赖君主知遇之外，与屈原性别角色的倒错也不无关系。游国恩先生治楚辞，以为自古至今，真懂屈原的人很少，究其原因，便在于没有了解本文中屈原性别角色的变化。游先生要言不烦，提出“楚辞女性中心说”这样一个大纲领，以为“屈原对于楚王，既以弃妇自比，所以他在楚辞里所表现的无往而非女子的口吻”。①屈原自比为“美人”，貌如西施，所谓“虽有西施之美容兮”②，而以楚王为美丈夫，一旦美女为美丈夫遗弃，便哀怨不已，“伤灵修之数化”③。屈原自己的装饰，也如女子一般，奇妆异服，高冠切云，长佩陆离，好香料奇花异草。又埋怨别的女子嫉妒他的“峨眉”，攻击他的“善淫”。自己所交接，又多是女子，如女婆，作为指导自己行为的导师。天地君臣夫妇，一阴一阳，合而为道，在封建时代、夫妇与君臣关系本有相通之处。屈原以夫妇比君臣，自己又置身于奔妇之中，却自觉美不胜收，而楚王却不爱。在妇女无独立地位的时代，一个自以为美貌的女子在盛年遭丈夫遗弃，哀怨自是不免。唯如此，屈原才可以肆心畅意地表现他对君主的哀怨。湖南曹大中先生著《屈原的女性痛与恋君情节》及《论屈原的迷狂》二文④继承游国恩先生的主张，指出屈原以女性自居，正是心理变态的症状，而非比兴手法。屈原把自己的哀怨之情表达得“缠绵排恻，真实动人，焕发出永远鲜艳的艺术光彩”，正是缘于性别的倒错。在一个妇女普遍处于较低地位，“开国承家，妇人 ①《游国恩学术论文集·楚辞女性中心说》。 ②《借往日》。 ③《离骚》。 ④《屈原的思想与艺术》。 无与”的时代，在文学作品如《诗·小雅·斯干》曰：“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褐，载弄之瓦”，《诗·大雅·瞻卯》曰：“妇无公事，休其蚕织”，“哲妇倾城”，“钱厥哲妇，为果为吗；妇有长舌，维厉之价，乱匪除自天，生自妇人”，这样轻视、侮辱女子的时代，屈原以君臣为夫妇，自譬为妻妾，虽给他提供了使他可以攻击政治对手为妒妇的便利，但他自己变成一位女子以抒愤，却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屈原自称为香花芳草，并以香花芳草为衣为饰为食，手持香花以贻人，甚或在充满花香草芳的环境中漫步。唐沈亚之《屈原外传》曰：“性洁，一旦三灌缨”，屈原显然在刻意追求脂粉气了。可以假设，屈原由于长在原野，在其姊养育之下，本已培养了不少女儿之态，出仕之后，由于君王“甚任之”，君王的强大，以及对自身与君主之间阴柔与阳刚关系的体认，自己情不自禁产生了恋君情结。君主是阳刚九五之尊，唯有阴柔的美女子才可以补阳刚之不足，因而屈原把自身献身君主社稷的理想，化为期望更接近君主，为君主所宠爱的强烈渴望，每日出入宫禁，使他眼见郑袖之类美女与君主的亲呢，发现了基于性动力的异性吸引力，幻想自己也变成了倾国倾城的美女子，产生了性别倒错。一旦如此，则性格中必不可少地渐趋女性化。女为悦己者容，一旦失宠，竟至于被发行吟，一改“幼好此奇眼兮，年既老而不衰”的习惯。孔子曾指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①，孔圣人这句悔辱女性的话，却赤裸裸地揭示了封建时代闻见寡，识见浅的弱女子的普遍心态，屈原一旦自譬为女子，也不免沾染此习性的部分。 屈原是积极入世的，这是论者所不怀疑的。屈原的意识深层，却也潜藏着出世的思想，这在《离骚》中表现得已很清楚：“泪 ①《论语·阳货》。 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乘驻级以驰聘兮，来吾导夫先路”，“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奥之败绩”，“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锡式”。屈原意欲成就一番事业，“恐修名之不立”，又爱僧分明，追求美政理想，这无不表现出积极入世的政治态度，但又说：“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现平四荒”，“历吉日吾将行”，《远游》又回：“愿轻举而远游”，《涉江》曰：“世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这却是明白无误的出世意念。《离骚》曰：“忽临脱夫旧乡”，则“仆夫悲余马怀兮，雄局顾而不行”，足见出世思想一度在屈原意识中占主导地位。 积极入世的思想，作为后天教育所培养的一种责任心，属于意识的层面；而出世之思想，作为逃避黑暗现实行之有效，但却反映了人类所具有的自我求生的本能，埋藏于潜意识之中，在后天所培养的观念碰壁后，潜意识便会及时跳出来。莱格指出，“所有情感的，带有一定感觉色彩的心理内容，都具有情感影响的价值——即有着变成自发性的倾向……任何一个有情感的人都会说或做他无把握的事，他应当原谅自己，他是处于一种状态之中，他是无意识的”①。屈原终于自杀，采用沉江的方式，便是潜意识中避世思想的极端表现形式，尽管他自己或许认为自杀是入世的忠臣应该选择的死亡方式，又可表现自己的清洁，但实际效果却绝不可能是积极入世的。如果不是潜意识的作用，他的意识会使他选择如比干剖心、子前沉江这样被杀的结局，因而清楚显现出死而后已的精神力量。 屈原自杀，又是生本能与死本能矛盾斗争的结果。屈原的忧愤和追求，正是他重视生命价值的表现。但是，在生本能之外，死本能作为存在于每一个生命实体中的一种自我毁灭的本能，它 ①弗尔达姆《荣格心理学导论》，辽宁人民出版社，第 188页。 力求破坏生命，把生命导向原始的物质状态。在弗洛伊德主义看来，生命就其本质意义上说，是生本能与死本能之间相互冲突、转化和妥协的结果。弗洛伊德指出，“死的本能的本性是缄默的”①，死本能既表现出毁灭对手的愿望——这种毁灭也许仅限于愤恨，怨恶，也表现为自杀，自虚，自我惩罚和自我谴责等以自身为对象的破坏欲。屈原作品中表现出的死本能的痕迹首先表现为对外部对象的反抗，《离骚》、《九章》、《九歌》，往往先叙外界超我加造自身的不公，最终却归结为自我的毁灭。《怀沙》曰：“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君将以为类兮”，这说明屈原对死的认识是很清楚的，因而类似要觅死的说法，比比皆是，《离骚》曰：“吾将从彭威之所君”，《思美人》曰：“独线宽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借往日》曰：“宁渴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不毕辞而赵渊兮，借雍君之不识。”《渔父》曰：“宁赵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悲回风》曰：“宁逝死而流亡兮，不忍为此之常愁”。至于《国殇》对勇士的描写，使他可以期望在死后为人供享，如此则死本身，便不再显得可怕了。 五、屈原行为模式的现代意义 研究屈原的行为模式，是基于屈原的行为有深厚的现实意义。这个现实意义，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即一方面，要树立不屈不挠地为理想奋斗的社会责任心和社会正义感，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的心理平衡机制，时刻保持乐观主义的进取心。 知识分子，无疑是任何一个时代掌握社会正义尺度的群体，读圣贤书，明晚社会发展规律，其目的是追求真理，为社会的正 ①《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第19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 义与进步作出贡献，如果没有屈原九死不悔，嫉恶如仇的社会责任心，尸位素餐，就丧失了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因此可以说，一个时代的堕落，实际上就是知识分子的堕落；一个时代的蒙昧，也就是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蒙昧。因为知识分子的任务正在于拯救社会的堕落和蒙昧。但是，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使知识分子的使命呈现曲折复杂特征，如果如屈原一般，不能正确地估价社会现实和自我，就会导致悲观主义倾向，因而走上毁灭的道路，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将无由实现。 孔子至圣，其圣人化的特征，既表现在他对中国文化的总结和传播，也在于他个人行为模式所具有的坚定性与智慧所散发出的馨香。孔子能够从个人的得失中解脱出来，适时调整处世策略，兼济、独善游刃有余，其政治主张虽不得行于一国，却可以有益于万邦；其思想光芒不足以耀一时，却足以映万世。而屈原至贤，却因一时之悲怆，终致万世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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