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文化意识的双重视野中

在历史文化意识的双重视野中

—关于儒学现代困境的思考

一、中国近代的特殊历史境遇及其对价值选择的影响

就一般的历史发展逻辑而言，任何国家或民族在从传统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都会遇到价值系统的置换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儒学所遇到的现代困境也是人类的整体问题。但是，工业革命是首先在西方发生然后逐渐向世界各地扩张的，因此作为“早发内生型”①的西方现代化国家，它的新旧秩序就可以在社会母胎内部取得一个自然消长和替代的过程，价值系统的置换也有一个彼收适应和协调的充分时间。而中国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它的现代化启动是在历史的自然进程被西方殖民者的坚船利炮打断的特殊境遇中发生的，因此，一直支撑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儒家价值系统所遇到的现代困境也就有着特殊的历史内涵。

近代西方工业文明一经产生，就有着两面性。一方面，作为人类文明的最新成就，它有着规范其他各民族发展路向的必然性；人类历史的世界化和一体化以它为范本而展开。另一方面，它将自己的生产方式与文明制度推向世界时，采取的手段却是廉价的商品和血与火的掠夺。从道德评判的角度来看，它以被侵略民族的灾难来换取自己的发展和富足。中国的近代史就是在灾难深重中开始的。然而，从历史理性的层面来思考，中国与西方殖民者的冲突又意味着两种文明的冲突与较量，其深层预示着工业文明取代农耕社会形态的必然趋势。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集中纠缠在中华民族身上时，我们直接得出了一个显见的理念：落后就要挨打。一百五十多年来，中国始终处在生存危机的紧张状态下，因此富国强民自然成为现代化的主题。许多人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缺少价值标准，其实①美国社会学家M·列维将不同国家的现代化分为“早发内生型”与“后发外生型”。前者以英、美、法等国为典型个案。这类国家早在16、17世纪就开始了现代化进程，其最初启动因素都谅自本社会内部，是自身历史发展的结果。后者包括德国、俄国、日本以及当今世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它们的现代化大多迟至19世纪才开始起步，在初的启动因素主要来自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战和现代化的示范效应。显然，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者。（参见许纪囊、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第2页。）“富国”就是最高价值。不过，这是工具层面的价值，无法构成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本来，现代化作为一种文明形态，不仅仅是生产方式的转变或工艺技术的进步，它是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变迁过程中文明结构的重新塑造，是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层面在内的全方位转型。在转型过程中，能够整合社会的关键因素是沉淀在民族心理结构中的价值核心。有人说近代以来中国发生了文化认同危机，其实准确地说，是处于文化深层的能够作为民族精神支柱的价值信念的危机。

由于现代化启动的特殊境遇，我们一直把关注点集中在社会历史运动的表层，即物质文明的进步和社会制度的变革，而忽略现代化的深层文化内涵。这个盲区给中国的现代化至少带来两个问题。其一是导致对价值系统的选择带有很强的功利性，哪种思想意识能够使中国富强，它就有生命力和说服力，就有支配社会的合理性。“五四”新文化运动对“科学”与“民主”的倡扬，以及此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选择，都是以社会改造和救国图存为急务的。就文化参照系来说，“五四”借鉴的主要是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自由主义思潮。然而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是一整套话语系统，它不仅包括推动物质进步的科学思想和政治民主的社会理论，更主要的是它具有深层的价值理性，即文艺复兴开始酝酿，经过启蒙运动逐步形成的关于自由、人权、平等、公义等体现人的尊严的价值系统。这种价值系统，既为社会运作提供合理性说明，又是工业社会的价值标准，它使整个社会得到基本整合并构成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精神支柱。“五四”初期，自由与人权是两个突出的价值，但不久被德、赛二先生取代。将自由与人权转换为民主与科学，这在社会意识结构中，是价值与思想理论层次的下落。当然，就中国当时的民族危机的历史现实而言，它具有极大的历史合理性。“科学”与“民主”都是推动中国物质富强和政治进步的救国之路。就中国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而言，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文明失望的结果。失望来自两方面，一是西方资本主义不惜以牺牲热情向他们学习的中国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换取本国的私利，二十一条和巴黎和会的山东决议使中国人彻底认清了这一点；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文明的残败惨状以及工业文明弊病的充分暴露。正当中国人陷入传统回不去，西方不可行的两难之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是以苏俄为中转站接受马列主义的。苏俄革命的成功为中国人做第三种文化选择提供了可能：以苏俄为榜样，跳过资本主义，通过社会主义道路达到民族独立、富国强民的目的。于是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中，相当一部分转变为社会主义者或追随者。研究五四运动的学者周策纵对此有客观的阐说：“西方在华租界当局对新思想运动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态度以及列强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与西方思想家、政治家如杜威、罗素、威尔逊等人所鼓吹的思想相去太远。俄国对中国的诱惑，是针对当时正在高涨的民族主义热潮以及中国企图摆脱列强政治和经济控制而展开的独立运动的。”“这样，西方对中国的追求商业利益的自私态度和俄国社会主义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诱惑力，便深刻地影响了五四运动潮流的趋向。”（《五四运动史：近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214页）“五四”后期，由于俄国革命胜利的影响，文化思潮由两军对垒变为三足鼎立。这种格局在七、八十年的历史进程中，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有显有隐，但是终究延续下来，形成今天中学、西学、马列的“三分天下”的文化态势。“三分天下”虽有近代历史现实的合理性——身处存亡危机之秋，救国是第一位的——但是，它也表明，功利性的选择造成我们至今还没有一个被全体社会认同，能够统摄人心的价值信念系统，还没有找到明确的文化路向。

忽略现代化文化内涵带来的第二个问题是对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家文化传统的无情批判。这种批判无论来自何方，得出的结论常常一致，即对传统的否定。当然，一个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必然要对传统有所否定。但是，这种否定应是建设意义上的，是理性检讨的过程。从社会结构层面来说，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市场的世俗化（Secularizatio）力量不断地侵蚀和瓦解传统社会的各种纽带力量的历史过程。这是一个社会的现代化变迁的必然趋势。但是，如果这种世俗化力量无限扩张，就将导致一个社会迅速地陷入严重的社会经济生活的脱序或失范状态，甚至引起社会结构的完全解体。为了防止这种危险，就需要形成一种特殊的机制，这种机制利用社会内部原已具有的某些约定俗成的价值内核，对变迁社会的分化和世俗化过程进行制约，从而保证社会的最低限度的整合不至受到影响。所谓约定俗成的价值内核，根据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家埃德蒙·柏克的解释，是指那些根据传统、惯例、民族的历史经验而在民众和社会成员中自然形成的规定，它往往通过历史的经验和社会化（Socialization）而潜涵于一个民族的深层心理和深层意识中。人们在遵循约定俗成的规定的过程中，会自然形成一种社会生活的有序状态。从价值系统来说，价值内核可以扩展出两个层面，即精神理念与道德规范。这种价值内核只能存在于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

从社会结构整合的需要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传统社会的现代化，存在着两种彼此相对的过程。一方面是市场的世俗化力量对传统社会结构不断离析和瓦解的过程，另一方面是传统中的价值内核对社会进行整合的反向过程。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持续的张力：如果没有世俗化的扩展，现代化就无从实现；然而没有传统价值的整合，社会就可能在急剧变动中分崩离析。这就决定了一个社会现代化的成功，必须在这两种力量之间达到一个平衡。否则，这个社会不是陷入失范的“发展”，就是处于僵滞的“有序”。

以上的分析说明，现代化既对传统进行解构，又依靠传统进行整合。也就是说，现代化的正常形态不仅不排斥传统，而且必须以传统的价值内核为社会的凝聚力量。当然，传统中的价值内核不能原封不动地移植到现代社会，必须经过复杂的方式把其内在适应性的部分传下来才能发挥其整合的功能。所谓复杂的方式实质上表现为一个历史的逻辑过程，即经过反思与自我批判使传统逐步完成向现代形态的转换。它的特点是承前启后的自然过渡。在这种过渡中所形成的价值系统是完整的，它既有社会历史浮面运转的理论和程序，又有深层的价值支撑。西方文化的现代形态就是在自然过渡中完成的，因此，传统中的深层价值始终制约着现代社会的运动，使其不致偏离正常的轨道。文艺复兴是西方文化走向现代化的起点。所谓文艺复兴，就是回到西方文化的起源探寻走向现代化的精神资源，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进行整合。文艺复兴不仅不反对传统，相反，复归古代的传统，反倒被人文主义者写在他们的旗帜上。他们反对的只是中世纪的神权传统，复归的是古代的传统。近代西方文化的成功因素之一，就是通过对上帝观念的理性洗礼和形而上的阐释保留了人类自古以来所思考的两大主题，即人生的终极关怀和世界的最高原则。在深层的文化含义上说，民主与科学同上帝信仰并不相违。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种宗教平等现既来自古代希腊罗马的民主政治，又影响着近代西方人的政治观念和法权观念。就科学来说，虽然有与神学相冲突的地方，但同时又有着内在的统一。上帝信仰与科学信仰，从某种意义上说，目的是一致的，所体现的都是人类对自然、社会、人生的形而上的思考和最后原因的追问。正因为有深层的形而上价值的连续性，所以西方人从中世纪过渡到近代，没有经过精神信念的真空期。在现代政治意义上自民族国家出现以后，他们也没有感到社会改造与传统的冲突，巨族主义与传统是一致的‘。

根据正常的历史逻辑，我们中国在进行现代转型时，也应召回到雅斯贝斯所说的“轴心期”，对自己的文化进行一番自然现从容的检讨。但是，历史的实然与应然常常无法统一。中国的劳型契机是“挑战与回应”式的，它已经失去了自然过渡的机会。正是我们前面一再提到的历史特殊境遇，使得中国民族无法从容；而只能以救国图存为先。在这种状态下，救国的民族主义与自易的民族传统相互矛盾，分裂为二。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要向西方学习，而向西方学习，必须无情批判自己的传统。这与近代西方文化所走的路恰好相反。这是逻辑的矛盾，不是历史的矛盾，也就是说，是民族的“救亡”为偏离、批判传统提供了合法性。这个矛盾从近代以来就一直存在，至五四运动时，以“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为号召的民族主义达到了最强烈的程度；与此同时，以“打倒孔家店”为号召的反传统主义也达到了最高潮。近代以来特殊的历史境遇影响了我们对价值的重构和文化路向的选择。但是，强调历史境遇的特殊性，决不意味着我们只能被动地被历史牵着走。相反，对于现代化初期留下的问题，我们今天完全应该主动去解决。

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虽然走过了一百五十多年，但是从现代化的要素来看，直到七十年代末才进入实质性的市场经济阶段。尽管时间不到二十年，然而，在现代化初期由于历史的匆忙而造成的深层价值的空缺，以及由此带来的诸多矛盾在今天却充分而集中地显露出来。可以说，中国是在思想上、理论上准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纪元的。近二十年来，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道德、价值信仰诸多方面，有时放任自流，有时风行批判，唯独缺少正面的积极的系统建设。所有这些问题都直指人的精神深处，它已经关乎到中国改革之命运。我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个能够统摄人心的精神支柱，中国的命运、改革的命运将是如何。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强国先要强民，强民先要强魂。这个魂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梁，是凝聚亿万人朝着共同目标前进的驱动力。可以说，重铸灵魂是我们今天的急中之急，因为中国的十二亿人不能稀哩哗啦地走向世界。现代化的社会固然需要依法治理，但专制手段可以暂时性地制止犯罪，却无法使灵魂获得信仰的支撑。民族之魂是中国立足现在、面向未来的精神支点，有了这个支点，我们才能沿着正确的航道勇往直前，走向世界。

如何重铸民族灵魂？本文认为，首先应该弥补近代初期由于特殊历史境通造成的文化盲区，即对深层价值系统的忽略。历史理性的重要原则之一是它的合规律性，这种规律性在历史进程中表现为不可或缺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弥补缺憾的过程。就中国的现代化而言，初始阶段的价值空白，使我们在一百多年里始终处在理论“无根”，信念“失重”，精神“无体”的状态，即使在中国已经走上了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的今天，这个缺憾不仅没有因经济的腾飞而自然弥补，相反，却日益暴露出它潜在的危机。弥补深层价值系统的不足，重铸灵魂，其基点就是中国民族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家文化传统。

这个肯定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任何具有悠久传统的民族文化，都是独立的生命系统。它的发展和演变，都只能是这种生命结构本身与外部环境互相顺应和同化，以及在）顺应、同化中重新建构、自我转化的结果。如果在发展中失却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也许一种新的文化形态会存在，但那决不是民族文化的现代化。民族文化是这个民族走向未来的“根”。因此，只有强调和突出传统文化自身生命机制在民族文化现代化中的决定作用，才能真正完成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这里插叙一个问题。前面曾提到，中国现代社会初期的特殊历史境遇使得社会的价值选择带有鲜明政治功利性，并由此造成了今天“三分天下”的文化局面。这种局面有历史现实的合理性，所以，我们在强调传统文化的决定作用时，绝不排斥其他文化的重要地位。本文认为，超出政治意识形态范围，而站在文化建设的角度，这三者应通过对话、互补、融合，最后凸现出适应现代化需要的能够凝聚亿万民众的价值系统，使社会达到一种最佳的整合。就三者各自的作用而言，是否可以这样表述：以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为主体，以它的现代形态（这里的现代形态是动态概念）为目标，马克思主义及西方文化是实现这个目标所必不可少的文化养分和理论指导。

二、历史文化意识的错位及对儒学现代困境的历史思考

在肯定以儒家传统为主体建构价值系统的同时，我们必须回答“如何可能”的问题。传统文化是在历史中逐渐形成和丰富起来的，“传统”本身就是历史过程的另一种表达。因此，将儒家文化放在一个历史文化视野中去解读，也许可以为这个问题的解答增加一个层面，并对儒学现代困境的特殊历史内涵有另一种理解。

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去看，中国近代以来深层价值的空缺以及关于文化路向的争论，其间似乎存在着历史意识的表层与深层结构的错位。我们主张以儒学传统为主体建构价值体系，实质上就是使这种意识认错位走向相合。在历史运动的表层，观念的更替更直接地与社会制度的变革相关。社会历史的发生发展要求政治化的、世俗化的意识体系为其开路并论证它的合理性。在这种表层运动中，意识与政治功利合二为一，凡是妨碍政治目标实现的意识体系都要受到批判。中国近代对价值标准的功利性选择，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家传统的批判都可以在现实功利的运作中找到充足的理由。这种历史现象引发出的常常是社会改造理论的形成。

处在历史意识深层的是价值信念系统，它要求从民族文化的生命统续出发，以传统的价值内核为基点，在形而上的终极关切的范导下建立文化的当代形态。这无疑具有逻辑的合理性。它寻求的是更深层的人的生命的安置以及相关的道德、伦理、形而上本体，因此，它还有人性的合理性。由于它是一种深思熟虑、从容不迫的精神建设工程，所以容易滞后于时代的急切呼唤而带有文化保守主义的色彩。

儒学本身是一个历史文化意识表层与深层结构相统一的系统。就致思的方向来说，儒学关注的是现实社会的状态。在两千多年积累起来的儒家典籍中，记载了大量论说社会历史运动及社会改造的思想和理论，形成特有的政治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儒家又有一个价值系统，构成了儒学体系的深层结构。这个价值系统既是社会政治的参照和范导，又是批评政治现实的理论武器。儒家认为，现实社会应尽可能地趋向于合理性，即成为和谐、仁爱的理想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的价值理想就是一种社会文化理想。为了实现这个价值目标，儒家把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作为途径和方式来阐述。他们认为，社会群体人际关系的道德和谐，是以个体人格的自我完善为基础的。因此，个体的人应该追求人生的最高理想，达到一种理想人格的境界。如果每个人能够达到这种境界，那么社会就能仁爱和谐；统治者达到这种境界，就能施行正道，建立理想的社会制度。理想社会是价值目标，理想人格是实现目标的方式和途径。这个思想的经典表述便是《庄子·天下篇》所说的“内圣外王之道”。儒家的价值系统就是“内圣外王”构成的。

儒家的价值系统表示的是特有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内核，从这个角度来看，它还处在具体丈化形态的特殊层次L。为了使这些价值观念成为永恒性的理想以及指导社会生活、人们行为的普遍性的范式和原则，儒家又把它高扬到哲学本体论的层次，以获得一种整体现的支持。“天人合～”便是这种整体现的概括。但是，这种哲学意识不是远离生活的空疏之物，它的目的是下落到人间，用理性原则来指导社会的伦理纲常、治国方略，经济生活以及人们的道德行为、艺术活动等现实生活中的各个领域。

通过以上的概述，可以得知，在历史意识的视野中，儒学是一个包括社会改造理论、价值／哲学在内的体系。这个体系由孔子创立之后，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断对现实政治的合理性提出批评或建议。但是，由这些批判思想构成的社会理论绝不是浮面的社会运作的程序，它的背后是有一个价值／哲学系统作为参照和支撑的。这从中国哲学的两次高峰可以得到证实。

自秦汉统一后，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两个发展的关键时刻，一是魏晋南北朝的第一次大分裂，另一次是五代十国之后的又一次大统一，即宋代的建立。在这两个关键时刻，儒学分别以价值理想中的不同侧面以及新的哲学思维论证了他们的社会改造思想。魏晋时代，玄学家们适应时代统一的要求，以自然与名教为主题，通过有无、本本等理论形态的讨论，不仅使社会改造思想获得价值的参照，而且使社会理想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形态和哲学思维之上。两宋时代，理学家借助理想人格的论述，表达了他们对政治改进及社会前途的看法，并通过理、气、太极、小娃等范畴为其提供了新的哲学基础。

儒学内部结构的这种交替发展，也是一个自我批判、自我调整的过程。魏晋之后，儒学虽然使社会理想获得了哲学本体论的提升，但在人性问题上始终显出理论思维的苍白。佛教、道教，特别是佛教的“佛性”论对此构成极大的挑战。隋唐时期儒学的消沉与此有很大关系。宋明理学汇合释、道，由宇宙本体论向伦理心性说转向，使作为实现理想社会途径的理想人格亦获得了形而上本体论的支持。通过这种自我批判和调整，儒学不仅补足了玄学之后本体论的不足，也终于在哲学思维上打通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向，将修身与治理国家紧密相联，使以人伦为中心的社会结构获得了最充分的合理性说明。至此，儒学的框架已经形成。至于理学之后的。心学，把理学的心性说作了最大的发挥，从强调人的生命尊严和主体地位来说，也具有很大的价值和意义，但从儒家的整个理论框架来看，实在说不上有什么突破。正因为如此，钱穆才说程朱与陆五并无本质区别：“后人目程朱为性学，陆王为心学，实非正见。”（《朱子新学案·朱子论未发已发》）

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宋明理学标志着儒学的最后成型，但是站在历史文化意识的视角，只要中国历史还在运动，它的交替发展就不会有终结。魏晋交学对社会理想，宋明理学对人格理想虽然看眼点不同，但都是在与历史发展的紧紧相贴中来丰富和发展儒学的。可以说，离开了对历史现实的关切，也就失去了儒学存在的根基，儒学的生命也将枯竭。世界上任何优秀的文化传统都是如此。就像恩格斯称道黑格尔的那样，黑格尔的伟大的思维方式是以巨大的历史感为基础的，“思想发展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地平行着”。离开了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也不会有黑格尔的伟大思想体系。明代心学沿着理学的心性之路走向极端，只专注于个人的身心性命。特别是王学末流，远远偏离儒学经时济世的精神。这种剪刀差的态势致使理学陷入空疏之学的泥淖。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中国历史陷入更深的危机之中（这个危机中已经潜伏着中国落后于世界工业文明的巨大困境）。明朝虚弱不堪，满清人主格外顺利，明亡的惨痛极大地刺痛了亡国土子。

在历史情势的规定下，儒学内部又一次进行了自我批判和调整。这就是明末清初实学思潮的兴起。儒家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对“空疏之学”的批判，找到新的价值理性和哲学基础，重现明道经世的精神。从历史意识的双重视野来看，儒学又在新的历史环境内回到思考社会改造以及对此进行价值／哲学诠释的阶段，即重建社会理想的层面。

实学思潮旨在挽救社会危机，对明末以来的清谈误国来一番拨乱反正。清初实学的开山人物顾炎武明确提出“明道救世”、“通经致用”的主张。实学家主张通过对古代典籍的重新解释，来阐发儒家的政治理想，由此在学术性状上分为古文经与今文经两派。古文经一系由于将考据、训访之学推向极端，虽然形成巨大的乾嘉学派，但已完全背离了实学的初衷。这又引发了今文经学对它的批判。

应该引起注意的是，今文经学兴起于鸦片战争前后，此时世界的局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地球的另一边，新的工业文明已经初步形成；而此时的清帝国也陷入又一轮王朝更迭的前夜。龚自珍、魏源作为今文经的早期代表人物深切感到“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危机，他们提出“变”的思想，以框正时弊，改革政治。也许可以这样设想，没有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中国的历史可能会在又一轮的王朝更迭中继续滚动，儒学也许会在对社会政治的批判中又一次找到新价值的支撑点。但是，鸦片战争的爆发打断了这种循环运动，此时中国面对的是一种全新的文明的挑战。西方文明的传入，伴随着血与火的侵略与掠夺。救国成为急务的局势，迫使人们将关注点更向制度变革和社会改造的历史意识表层集中。儒家的价值系统在这种“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历史巨变面前，来不及重新梳理和组织就被打断了。这固然有它的无法避免性，然而它带来的结果却是，中华民族在最需要精神理念驾驭的时候，失去了文化生命的统续，在无“体”的情况下，各种社会力量只能以救国为急务，依据政治功利的原则，在价值选择上各自分流。鸦片战争之后，“中体西用”、“中西为体，中西为用”、“西体中用”等各种主张均是这种状态的反映。直至今日，我们仍处在缺乏整体建构，无“体”无“统”的状态中。

在失去深层价值支撑的情况下，西方的文化价值就成为重要的来源。从维新派的康、梁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孙中山，无不吸收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

从实学兴起到近代社会，中国文化价值的路向基本处在制度改革与社会改造的层面。当儒学还未来得及调整出新的价值理念时，历史即被打断，这既是儒学困境的特殊历史境遇，又是中国至今缺少深层价值系统的重要原因。

在此还需要补充两点看法：其一，近代以来中国强调社会改造和政治变革有相当大的合理性，也是与近代历史主题相吻合的。关于近代的历史主题，许纪霖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的表述比较明确：“外部世界的挑战出现了，社会内部的现代化因子和集团也在凝聚，面临的关键问题在于实现从传统领袖向现代领袖的权力转移，重新平衡社会资源配置，建立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高效率的、开放的政治共同体，为未来的经济起飞和文明结构的全面转型创造前提。”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中国需要一个统一的政权，但是这个政权应主动地向现代形态转变。从这个角度来说，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改革主张是抓住了历史主题的。但是由于统治集权的腐败、麻木、无能、固执，使得中国一次又一次丧失了改革和现代化启动的机遇。这表面上是不同社会集团的冲突，而背后却蕴藏着儒学作为一种文化理想与现实政治的矛盾。这种“理有固然，势无必至”的矛盾不仅是儒学的困惑，也是人类的困惑。其二，由于是现代化的后来者，中国与西方工业国家相差了一个文明层次，因此，在中国现代化启动的初期，西方工业丈明的弊病已经开始暴露。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看到的已不全是工业文明的辉煌成果，工业文明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以及对人的异化也呈现在眼前。东方文化主义者以东方文化救世的主张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这种历史原因。梁启超等人在考察了西方文明之后转到国学立场，也可由此找寻答案，而不能简单地作出先进与保守的政治判断。总的来说，现代与后现代同时呈现在中国人面前，这亦是儒学特殊历史困境的内容之一。

三、一种理论预设：历史文化视野的相合

就儒学的现代困境来说，所面对的不仅有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还有传统与现代，乃至后现代的问题。有鉴于此，本文认为，应该站在历史文化意识的视野中，沿着儒家的生命统续，将一百五十多年来空缺的价值系统补充完整。从儒家传统中提练出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普遍历史意义的思想精髓和价值理想，以重铸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确立被全社会认同的基本价值标准，使全社会在价值信念、文化心理上重新获得整合。具体说来，一方面继续进行制度和社会层面的改革，使儒家倡导的和谐、仁爱的社会理想在现代社会得到落实；另一方面从人的文化生命出发，以人的最高解放为目的，从人性深层扩展出价值理念，以克服后现代的问题。总之，在历史文化意识的视野中，将中国现代特殊历史境遇所带来的现代与后现代的问题一并解决。当然，这只是一种理论预设，至于如何操作，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