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新学与理学为学规模的比较 

肖永明

    为学规模指所从事学术的范围，包括学术的深度与广度。据《宋元学案》卷一载，康定二年（公元1041年），仁宗问胡瑗的学生刘彝：“胡瑗与王安石孰优？”刘彝在回答中说：

        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臣师当宝元、明道之间，尤病其失，遂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非安石比也。

在这里，刘彝提出了圣人之道的体、用、文三个方面，并以此衡量胡瑗与王安石的学术，认为胡瑗所讲的是明体达用之学而暗指王安石之学只讲用而不讲体。这样评价王安石之学，有失公允，这一点后文再加以详论。但值得注意的是，刘彝在此以体、用、文三者衡量学术，大略相当于对二者为学规模的比较。   

新学与理学同时兴起于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中，在许多方面存在共同之处而又各具理论特质。二者在为学规模上有何异同？历代学者在此问题上论说纷纭，歧见迭出。本文试借用刘彝所提出的体用文三个标准对北宋新学与理学的为学规模作一全面比较。   

理学学者重视对性命无道的探讨，努力寻找儒家纲常的本体论依据，希望通过天与人的贯通，使应然的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现实伦常秩序得到必然性的论证。北宋五子中，周敦颐“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①邵雍“玩心高明，以观夫天地之运化，阴阳之消长”，②发明先天之学；张载“测阴阳造化，谈清虚一大”；③二程则“穷极性命之根柢，发挥义理之精微”，④体贴出天理。北宋五子在探究心性道德之体方面都有突出成就，这一点受到历代众多学者的肯定，并已基本形成共识。   

但是，又有一些学者据此认为理学学者究心于天道性命的玄谈，而不务经世济民的事业，有体而无用。如南宋学者叶适就认为周、张、二程等受佛道思想影响，相率大谈心性天道之体而不务致用。他说：        

周、张、二程出焉，自谓出入老佛甚久，已而曰：“吾道固有之矣。”故无极太极、动静男女，太和参两、形气聚散、调温感通，有直内，无方外，不足以入尧舜之道。⑤

在这里，叶适所谓“直内”、“方外”即“敬以直内，义以方外”，语出《周易·系辞》，前者是指心性修养方面的内容，而后者则指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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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宋史》卷四百二十七，《周敦颐传》。

    ②《宋史》卷四百二十七，《邵雍传》。

    ③《宋元学案》卷十八，《横渠学案》下引《黄东发曰钞》。

    ④《宋元学案》卷十六，《伊川学案》下，黄百家按语。

⑤ 叶适《习学记言》卷四十九。

经世方面的内容。本来，二程曾批评佛学“彼释氏之学，于‘敬以直内’则有之矣，‘义以方外’则末之有也。故滞固者入于枯槁，疏通者归于肆恣，此佛之教所以为隘也”。①而叶适则将同样的批评“有直内，无方外”加到了二程周张等头上，认为其学不足以入尧舜之道。

    明清之际学者颜元也尖锐地指出：

        ……至于周子得二程而教之，二程得杨、谢、游、尹人而教之，朱子得蔡、黄、陈、徐诸人而教之，以主敬致知为宗旨，以静坐读书为工夫，以讲论性命天人为授受，以释经注传、纂集书史为事业。……而其学其教，如命九官十二牧之所为者乎？如《周礼》教民之礼明乐备者乎？……原以表里精粗，全体大用，诚不能无歉也。②

颜元认为，包括北宋诸子在内的理学家沉溺于心性道德空谈，不务经济致民的实学，根本谈不上全体大用。这种看法，几乎成为明清之际学者的共识。当时，明朝灭亡，异族入主，国破家亡的惨痛事实促使士人们进行反思，而他们又认为宋明理学家的空谈心性、不办实事是导致亡国之祸的重要原因。顾炎武就指出，宋明理学学者“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已治人之实学，股肢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③于是，“空谈误国”、“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也成了理学学者的写照。   

明清之际学者的这些看法，针对理学末流则可，若针对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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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二程集》，页74。

    ②《颜元集》，《存学编》卷一。

    ③ 顾炎武：《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理学创始阶段的周张二程等则无疑失之偏颇。理学与其它学术理论一样，有其产生、发展、演变、衰落的过程，不能以处于理学衰落时期的理学末流的种种陋劣表现来概括理学初创时期学者们的学术风格与精神面貌。实际上，北宋理学诸儒的学术思想，决非只是进行纯理论的探讨或玩弄空洞的逻辑游戏，而是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其旨归。儒学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是当时思想家们理论上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点。他们所要建构的乃是一种体用兼赅、内圣与外王结合、格致正诚修齐治平本末一贯的理论体系。探究心性义理，注重内省存养是其学术的突出特点，而追求经世致用也同样是其学术取向不可忽视的一面。   

邵雍之学探睛造化，妙契天地，邵雍本人又隐居不仕，优游闲适，俨然与世无涉。这容易给人造成其学有体无用的印象。但实际上，邵雍之学就正如其《皇极经世书》之名，具有浓厚的经世气息。他试图以象数学体系来对宇宙的一切进行概括，同时还提出了其独特的历史哲学与社会政治思想，其最终目的仍在于治理人世。《吕氏家塾记》中说邵雍“开口论天下事，虽久存心世务者，不能及也”。①程门弟子尹春也说：“康节之学本是经世之学，今人但知其明《易》数，知未来事，却小了他学问。如陈叔易（按：北宋末学者）赞云‘先生之学，志在经纶’，最为近之。”清代学者王植也指出：‘邵子内圣外王之学，其于天地万物之理，究极奥蕴，古今治乱兴废之由，洞如指掌。”③二程虽对邵雍之学不甚重视，亦称赞“邵尧夫善自开大者也”，③认为其学“汪洋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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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引自《邵子全书》卷二十四。

    ②《皇极经世全书解》卷首《书意》。

    ③《二程集》，页60。

大”，①为“内圣外王之学”。②

    张载之学亦表现出规模宏阔的特点，张载在进行本体、心性理论的艰苦探索时，始终措意于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问题，将学术理论研究与经世事业紧密结合。张载认为，“学贵于有用”，③一生躬行礼教、倡道关中，表现出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强烈关注。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中说：“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望道而欲见，论治人先务，未始不以经界为急，讲求法制，粲然备具，要之可以行于今。如有用我者，举而措之尔。”张载甚至还提出了集资买田，进行井田制实验的计划。这种计划固然因缺乏现实操作性而未能最终付诸实施，但是也说明了张载之学重视有用于世的倾向。张载曾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概括其为学宗旨，实际上，这也是对其本末一贯、体用兼备的为学规模的很好概括。张载门人范育在《正蒙序》中认为张子之学达到了“语上极乎高明，语下涉乎形器，语大至于无间，语小人于无朕”、“本末上下贯乎一道”的程度。朱熹评论张载之学说：“横渠《西铭》，初看有许多节却似狭，充其量是甚么样大，合下便有个‘乾健坤顺’的意思。……横渠说这般话，体用兼备，岂似他人，只说得一边。”④王夫之精于张载之学，对张载之学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张载之学包罗广泛。博大精深，涵盖了儒家诸经的内容，体现着儒学的基本精神：“张子之学，无非《易》也，即无非《诗》之志，《书》之事，《礼》之节，《乐》之和，《春秋》之大法也，《论》《孟》之要归也。”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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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二程集》，页503。

    ②（宋史》卷四百二十七，《邵雍传》。

    ③《二程集》，页1196。

    ④《宋元学案》卷十八，《根渠学案》下。

    ⑤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序论。

二程之学，非常重视对内在心性道德之体的探求。二程说：“学也者，使人求于内也，不求于内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学也。”①似乎在体用二者之中更偏重于体。但是二程并未因此忽视经世致用的一面，这二者在二程那里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程颐说：‘读书将以穷理，将以致用也。”②“穷经，将以致用也，如‘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今世之号为穷经者，果能达于政事专对之间乎？”③他们认为，为学目的在于穷理、致用，将知识运用于社会实际，体现于政事及外交等各种社会活动中，否则就毫无意义。二程特别推崇《大学》，将其冠于《四书》之首，与五经并行，就是希望以格致正诚为起点，而以修齐治平为旨归，表现出通经致用的特色。二程之学，亦具有规模广大的特点，因此王夫之评价说：“程子之道广。”④   

由上述种种可以看出，北宋理学学者并非专注于体而忽视用，经世致用是其为学的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其学术具有体用兼赅的宏阔规模。    

与理学不同，新学在许多学者看来是重用而不重体。前引刘彝将王安石与胡瑗进行比较之语，认为胡瑗之学有体有用而王安石之学有用无体，就是颇具代表性的看法。的确，在新学中，经世致用的特点是相当突出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载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王安石与神宗的对话说：        

上日：“肤知卿久，非适今日也。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可经世务。”安石对日：“经术者，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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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二程集》，页319。

     ② 同上，页1187。

     ③ 同上，页71。

     ④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序论。

    经世务也。果不足以经世务，则经术何以赖焉？”

王安石以“经世务”作为为学宗旨，说明了王安石新学的经世致用的学术取向。本文第一章已述及，作为新学重要组成部分的《三经新义》的训释，就是围绕为新法提供理论依据而进行的，集中体现了新学“经世务”的理论特点。在整个新学体系中，追求富国强兵、理财兴利始终是其重要主题，“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的观点，就颇为惊世骇俗。王安石之学在封建时代为正统儒学学者所诟病、攻击，乃至被斥为“申韩之术”，现代亦有学者将王安石归于法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其对外在功利与经世之事的重视。而明清之际颜元等对王安石之学予以高度评价，也正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在颜元眼里，王安石乃是与空谈性理的理学学者相对立，志在经世济民，习行圣道的“经济之儒”。①历代学者对新学的评价，或褒或贬，都道出了新学重在经世致用的倾向，具有一定的正确性。但是，这种评价又是很不全面的。   

新学学者既注重经世致用，同时又注重对心性道德之体的探究，这二者在新学体系之中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北宋以来，历代许多学者都将新学视为道德性命之学，甚至将新学置于开性命道德之学先河的地位。新学学者蔡卞指出，以《淮南杂说》为代表的早期新学，使天下士子“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③金人赵秉文也指出：“自王氏之学兴，士大夫非道德性命不谈”。③明清之际学者费密还以批判的口吻说：“一切道德性命臆说，悉本安石焉。”④侯外庐先生等也认为：“道德性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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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颜元集》，《朱子语类评》，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②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后志二》。

    ③赵秉文：《鳆水文集》，《性道教说》。

④费密：《道脉谱论》。

学，为宋道学家所侈谈者，在安石的学术思想里，开别树一帜的‘先河’，也是事实。”①这些评论，都较为一致地指出了新学道德性命之学的特点。的确，心性道德，天道性命是王安石新学的重要主题。这一点从王安石《性情》、《原性》、《性说》、《命解》、《王霸》、《仁智》等一系列杂著中也可以略窥大概。如在《性情》篇中，王安石指出：        

性情一也。世有论者日：“性善情恶。”是徒识性情之名而不知性情之实也。喜、怒、哀、乐、好、恶、欲，未发于外而存于心性也；喜、怒、哀、乐、好、恶、欲发于外而见于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②

在这里，王安石从已发、未发角度讨论了性情问题，以体用内外合一的原则说明了性情一而不可分的关系。性与情、已发与未发的关系，后来的理学家津津乐道，着力探讨，成为理学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似乎成为了理学的专利。王安石早于理学家对此问题的探讨却往往为人所忽视。除此之外，王安石还探讨了人性问题，提出了“性不可以善恶言”的观点，对中国古代人性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讨论了王霸义利问题，提出以主观动机“心”作为道德行为的判断标准，开启了宋代儒者有关公私义利问题探讨的端绪。总之，道德性命之学是新学的重要主题，新学既重经世致用，也注重对道德性命之学的探讨，并非有用无体之学，而是恰如贺麟先生所说的“庶几合乎本末兼赅，体用合一的儒家正道”。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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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候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页423。

      ②《王文公文集》卷二十七，《性情》。

      ③贺麟《王安石的哲学思想》，《文化与人生》，页287。

为了解决北宋的时代课题——复兴儒学，新学与理学学者进行了艰苦细致的努力，对天道性命、必胜道德等形而上的理论问题作出了深入的探讨，以弥补传统儒学理论思辨不足的缺陷；同时，他们都注意将理论探索与社会实际紧密结合，将理论施之于经世致用的目的。如果以刘彝所谓体、用这两个标准来衡量，新学与理学都表现出体用兼赅、规模广大的特点。邓广铭先生指出，包括王安石及周、张、二程等在内的“北宋的这些学者们，全都是以‘致广大，尽精微’为其治学宗旨的。唯其要致广大，故都有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唯其要尽精微，故都要把儒家学说的义理进行深入的探索”。①这一评价，对新学与理学学者的学术规模作了极好的概括。   

前述刘彝对儒者之道的论述中，与体、用并列的还有一个“文”的标准。在刘彝那里，“文”指的是“《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内容相当宽泛，大体相当于当时所谓“文章之学”。在此试从文章之学的角度，对新学与理学的为学规模作出进一步的比较。    理学学者对文章之学持轻视乃至鄙薄的态度。周敦颐认为，“文所以载道也”，②“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彼以文辞而已，陋矣！”③文章仅仅是表达道理的工具，学者主要须涵养德性而不必过分注重文辞。为文而不及道，就犹如无用的“虚车”。在文与道的关系上，周敦颐表现出一定的重道轻文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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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邓广铭：《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

    ②《周敦颐全书》卷王，《通书·文辞第二十八》。

③《周敦颐全书》卷三，《通书·陋第三十四》。

    在二程那里，重道轻文的倾向更被发展到极端。他们明确否定文章之学，并将它与训诂之学、异端之学并列，视为人们求道的障碍。程颐说：

        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手训话，三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①

在给门人的书信中，程颐还指出：

        圣贤之言，不得已也。……后之人5，始执卷，则以文章为先。平生所为，动多于圣人。然有之无所补，无之靡所阙，乃无用之赘言也。不止赘而已，既不得其要，则离其失正，反害于道必矣。③

文章之学不仅于道无补，反而有害于道，这种看法，就无疑已经走向唯道主义的极端了。而因答门人“作文害道否？”的问题时，程颐更明确提出“作文害道”的观点，将作文视为玩物丧志之举，置于与涵养性情互为消长对立的状态，甚至将作文者视为专事悦人耳目的“俳优”，其轻视鄙薄之情非常强烈。③本来，批判学者作文只重形式、追求外在的文辞华丽而忽视思想内容的弊病，强调对圣人之道的重视，是儒学复兴运动的必然要求。但二程却认为“作文害道”，以文道二者为互相排斥、对立，走向了重道轻文的极端。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在力倡儒家之道的同时，也写下大量脸炙人口、优美清新的文字，成为唐代古文运动中文坛巨率。而在二程看来，韩愈却过于偏重文章而不能算作醇儒。因此他们对韩愈颇有微词：“学本是修德，有德———————————

     ①《二程集》，页187。

      ②同上，页600～601。

      ③同上，页239。

然后有言。退之却倒学了，因学文自求所未至，遂有所得。”①二程对文章之学的这种轻视鄙薄，代表了理学学者的一般态度。   

王安石对文章之学的态度则相对显得理智、平和。在给友人的书信中，王安石说：

        且自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己也，勿光之，其可也。②

在这里，王安石指出，为文须有补于世，应该对现实社会有所裨益。在文章的内容与文辞之间，应以内容为本，但在此基础上，文辞也不应忽视。可见，王安石并不一般地否定文章之学，而是强调文与道的兼顾与统一。这是一种非常理性的态度，与理学学者在文道关系上的偏激形成了鲜明对比。而在二程看来，王安石这类论述仍偏重于文章之学而疏于言道：“介甫之言道，以文焉耳矣。言道如此，己则不能然，是己与道二也。夫有道者不矜于文学之门，启口容声，皆至德也。”③二程视文与道为互相对立，王安石则强调二者兼顾与统一，二者的态度可谓大相径庭。正是这种差异导致了新学与理学在文学方面的成就高低大小，判然不同。    理学学者多注意阐述其学术观点而极少注重文学形式，留下的文字也大多是解经之作、论说短文。书信以及由门人记录纂集的语录，能归入文学一类的只有少量文意俱佳的散文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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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二程集》，页232。

    ②《王文公文集》卷三，《与人书》。

    ③《二程集》，页1176。

诗作。如周敦颐的《爱莲说》，文字优美清新，文辞简洁而意境深远，为历代时文选家所看重，至今仍广泛流传。二程也留下数篇清新别致的散文，如《养鱼记》、《论王霸札子》等，程颢的《秋日偶成》、《春雪》等咏景抒怀的诗作也显示出较高的艺术水准，其中“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①等诗句更长期为人们吟哦、传诵。张载、邵雍也留下一些诗作。但是，就总体而言，北宋理学诸子的文学成就并不高，影响也不大，他们以儒学大师名世而在文学方面贡献不大，在文学史上也没有一席之地。   

相形之下，王安石的文学成就则可谓辉煌。《宋史·王安石传》中说他“著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皆服其精妙。”他一生写下大量散文、诗词，在北宋文坛享有盛名，在文学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被后人列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其《读孟尝君传》不足百字，行文跌宕起伏，议论深刻精到，识见超群，功力深厚，堪称北宋古文中的上乘之作。王安石的诗词新颖别致，摹景状物，咏怀抒情，大多妥贴自然。《明妃曲》二首曾在北宋文坛轰动一时，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梅尧臣等纷纷写诗相和。其它不少名篇佳句如“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之类，更是千古传诵。欧阳修曾以“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②一诗相赠，盛称王安石的文学成就，以追迹李白、韩愈相许。连程颐也曾称誉“王介甫咏《张良》诗，最好”。③近代学者梁启超更全面评价王安石的文学成就说，其议论之文“其理之博大而精辟，其气之渊懿而朴茂，实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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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二程集》，页 482。

      ②《欧阳修全集·居士外集》，《赠王介甫》，中国书店1986年6月版。

      ③《二程集》，页233。

川之特色”，而其记述之文“或如长江大河，或如层山叠嶂，或拓芥子为须弥，或笼东海子袖石，无体不备，无美不搜，昌黎之外，一人而已。”其诗虽不如其文，却“实导江西派之先河，而开有宋一代之风气”，并认为“顾即以文学论，则荆公于中国数千年文学史中，固已占最高之位置矣”。①梁启超的这种评价，在今天看来似有尊崇太过之嫌，但王安石的文学成就也的确足以炳耀千古。这一点，即使在历代许多新学的反对派那里也是没有异议的。   

清代学者陆心源在《临川集书后》一文中说：

        三代而下，有经济之学，有经术之学，有文章之学，得其一皆可以为儒。意之所偏喜，力之所偏注，时之所偏重，甚者互相非笑，盖学之不明也久矣。自汉至宋千有余年，能合经济、经术、文章而一之者，代不数人，荆国王文公其一焉。③

在这里，陆氏高度评价了王安石新学为学规模的宏阔。陆氏“经济之学”、“经术之学”、“文章之学”的衡量标准与刘彝所谓的有体、有用，有文基本类似，而更明确地提出了“文章之学”的概念。理学学者贯通体用，形成了致广大、尽精微的为学规模。但在文章之学方面则未免有所欠缺，以致理学学术体系从整体上看来失之偏枯。正如张载形容其学术时所谓“如老木之株，枝别固多，所少者润泽华叶尔”，③令人不无遗憾。而新学则确能体、用、文兼备，合经济、经术、文章之学于一体，在为学规模上给人以完满圆润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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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梁启超《王安石传》，页213～223，海南出版社1993年7月版。

    ②陆心源：《仪顾堂集》卷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