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九十年代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

韩德民

核心，在于对民族文化传统，在于对这种传统中凝聚着的基本文化价值历年的持守，在于借这种持守为急剧变革着的现实提供某种精神的平衡点与支撑点。由于观察与思考问题的侧重角度不同，对这样一种持守倾向的实践效应，出现不同评价是非常自然的。但无论如何，这种区别的性质，都应该是于现实政治操作有着根本界限的学术理论问题。那么，何以会有人利用个别人的个别词句，试图从政治策略的角度来给九十年代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定性加以指责呢？撇开其中搀杂的个人情绪因素不谈，本文关注的是，这种指责是否有认识上的原因？也即，有否可能把这种指责提升为学术文化现象加以剖析？如果可能，则按这种指责，九十年代被称作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潮，在什么意义上成其为文化保守主义？这种文化保守主义能否归结为政治行的策略？如果不能，又应该如何把握它？      

我想，如果一定要用文化保守主义这一名词的话，则这种——九十年代中国的——所谓文化保守主义，与其说是有明确理论自觉的主义，毋宁说是一些体现在社会生活不同领域内的模糊的思维和价值倾向。这些存在于这会生活不同领域的倾向，尽管具体内容及其相应的自我定位各不相同，却由于契合了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变革的根本性的内在趋向，从而相互间具有了相通性。仅仅由于这种相通性的存在，才使文化保守主义概念获得了现实的存在基础，使其不论在否定还是在肯定意义上的使用，都具备了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尽管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主义”，它其实并不存在。由于这种倾向是贯穿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因而，不必讳言，它的意义追求和实践效应都是综合性的。在这种意义上，对它进行社会政治层面的分析无可厚非。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应该从主观性的什么策略，更不用说什么政治性策略的角度去把握文化保守主义。   

由于没有明确统一的理论自觉，严格依照文化保守主义一语的本义，可能反而难以求得对其在九十年代中国的真实所指的全面把握。因此，本文宁愿在更普泛的意义上体会保守及相应的保守主义的概念，宁愿把这种文化保守主义放在我们国家近二十年来社会生活变化的总体环境背景中加以定位并作出自己的把握。                             

 一   

五十年代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以《红楼梦》研究问题为因由发起的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学术思想的批判，特别是稍后发动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且不考虑其具体学理上的是非，单是以政治运动的形式来对付表现于学术文化领域内的不同思想观点的斗争方式本身，其消极后果就是不能低估的。虽然激烈程度有很大差异，但在可以用外在强制手段来改变以至消灭与自己不同的因而就是错误的思想观点这种心理逻辑上，在把学术问题，思想问题，政治观点问题，现实的阶级对抗（反党集团）以至违法犯罪（反革命罪）问题，直接联结对应起来的简单化处理方式上，这些运动中都有着某种与后来的“文革”相通的东西。   

超越诸多中间环节，将不同层次的问题直接对应起来，这种思维倾向，从方法论的层面对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端绪至今不难窥见。即如当前那些研究文化保守主义问题的文章，往往并不侧重研究对象具体内容的是非真伪，而是对具体内容背后的“动机”多所戒备，对“当今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到底代表什么政治力量？它的阶级基础是什么？”进行怀疑。由于怀疑者本身的动机通过这种对别人的怀疑而获得了可靠性的保证，不同观点的对方的“动机”，或说“阶级基础”及所代表的“政治力量”，自然就应该置入一个非常敏感的问号之中。在和平年代，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大环境中，在社会文化共同体各阶层其相互间的利益分化并未形成根本性对立的背景下，脱离具体问题的具体是非，在学术文化讨论中动辄声称要研究不同意见对方的阶级基础和所代表的政治力量，这对真正理解对方观点的实际内涵不会有什么切实的帮助。何况动机作为主观性的心理情感状态，对它的判断很难诉诸经验性的实证，过多地倚重“动机”来作出研究结论，不仅不利于讨论的深入，反而容易造成不必要的混乱。回顾当代中国人文科学的风风雨雨，在学术讨论中，我们欠缺的、最急迫地需要大力倡导的，是一种心平气和地全面理解对方观点，具体分析其中是非得失的从容和平静。试图通过从根上本上，从动机上立场上给对方作出某种定性，通过这种定性来解决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分歧，这样的做法，起码就当前社会结构关系的具体情况而言，对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无益。   

有的文章在对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进行研究时，也正确地提出“不要搞过去那种大批判”，然而理由却是“大批判叫人反感，反而帮了批判对象的忙”。①其实大批判的问题，不在于它会不会“反而帮了批判对象的忙”，从而不利于批判者目标的达到，而在于它的实质乃是借助非学术手段，从根本上剥夺对方不同意见的存在权利。这些手段之被引入学术思想领域，不仅伤害过无辜的个体，而且严重地毒化了社会风气，几乎从根本上断送了中华民族的生机。单从手段之有效与否的角度进行总结，不能真正吸取教训，而且人们有理由担心，这种总结将导致何种更加可怕的谋略出台。就作为研究主体的自我建构而言，我们都经历过那个扭曲的时代，我们每个人内心都多少留有作为那个时代投影的暗昧成分，重要的是，正视并时刻警视这种暗昧。没有良知的自省，则对历史的回顾，其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中国的社会文化共同体是一个巨大无比的物质的与精神的实体，它有着复杂的结构和开阔的空间，维系这样一个巨大时空实体的有序运行，需要借助许多不同层面的思想观念体系和价值准则的共同作用。这些不同的观念体系，在其逻辑性的终极归结点上可能是矛盾的，在现实实践层面却可以异曲同工。用一种绝对化的思维方式看待问题，甚至很难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何以会保护宗教信仰。这种保护不应单纯理解为对现实或历史的妥协让步，而要看到尽管各种宗教就其终极性的世界观而言，都是与处在指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不同的，但就现实实践效应看，它们却并非全无可取之处。许多教义对信众可以发挥单纯主导性意识形态很难发挥的有益影响，只要处理适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参见《要注意研究九十年代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文艺理论与批评》1996年第3期，页 16、

当，其积极影响就会大于可能的消极影响。   

把自己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确定有限主体的存在，与超越性的价值准则、超越性的真理、正义等同起来，以“掌握了真理的人”自居，由此而排斥与自己不同的选择不同的认识的存在理由和存在意义是斗争哲学的认识论支撑。   

这种斗争哲学的反动，就是对价值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重新认识。这种重新认识的最早代表当推顾准。“哲学上的多元主义，就是否认绝对真理的存在，否认有什么事物的第一原因和宇宙、人类的什么终极目的。……所以，一切第一原因、终极目的的设想，都应该排除掉。而第一原因和终极目的，则恰好是哲学上的一元主义和政治上的权威主义的根据。代替的应是哲学上的多元主义”。①作为先知者个体之历史反思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经过二十年的曲折，终于转化成为全社会范围内普遍性的历史自觉，这就是九十年代形成顾准热的根源。   

作为单纯思想信念，多元或相对，很难说就一定比一元或绝对有更多的学理依据。哪一种取向更具备合理性，或说更易于打动具体某一个时代的人的心灵，往往因具体不同的时代环境条件而发生变化。确实在有些时候，你能看到，社会人群会有对定于一的绝对权威，从思想到制度乃至生活方式等各种层面的权威的发自衷心的呼唤。这个世界有或者没有中心，这个世界的真理能或者不能从某种统一的前提推出从而成其为一元性的体系，起码到目前为止，还不是一个经验科学能够实证的问题，还为主体之信念选择的自由留着余地。从另一个角度看，作为主体信念的终极目的有排斥异端的企图，也不意味着它必然能观实地实现这种企图。所以，与其从理论上消极性地取消它，可____________________    

①《顾准文集》，页346。

能倒不如积极地探讨防范它在实践领域内演变为专制的制度条件——既然然作为一种信念的选择可能，既不可能也缺乏充分的学理依据去完全取消它。关于终极目的的实践危害，顾难对于消极性防范方式——放弃——的自觉的选择，也是本文将他纳入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原因之一。   

特定社会或者不可免地会形成自己主导性的价值取向和理想信念，这种取向和信念也不可免地会借助体制性因素来巩固自己的主导地位，来与各种异质性的取向和信念进行斗争。但却不应因此而走向对这种斗争合理性的无限度的强调。就人类文化性生存的整体而言，正是不同的个性化精神宇宙的存在，从不同的向度上展开了这种文化性生存的无限可能性，使这种开放式的无限可能不断地转化为现实的实际内涵。正是在不同个体主体性生存实践及相应的精神自觉的基础上，人类文化的不断丰富与深化才成为现实。不同领域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生存实践，不同的心性主体需要，不可能经由某个统一的观念模式获得同等程度的满足。不同的理论不同的观念不同角度的述说，其意义就在于可以在生活的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上发挥其对主体的规范效用从而共同维护社会的有序运转。在这种意义上，“保守”无非是社会主导观念对自我存在合理性之边界性的反省，是对这种边界之外构成自我限制而非仅仅自我延伸的异质存在的合法性的正视，是代替空想一高调主义的某种意义上的现实一低调主义。

二   

要保持生命活力，要进行有效的调整更新，就要保证确定的动力来源。作为居于主导性地位的社会理想观念，它这种自我更新的动力从哪里来呢？在最根本的层面上你当然可以说从实

践来，但实践的新内容新情况到社会理想更新的动力，这中间的转化需要中介环节。中介环节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中介环节就是不同思想学说间的互相批判。以实践为终极参照的各种不同学说间的互相批判，提供了理论进步的直接动力源。   

这种互相批判有两种体现形式，一是某种学说内部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不同阐释倾向间的冲撞。这种内部冲撞也有两种表现形式，一则是以所谓“真正的……主义”之回到原点的方式，表达对既有阐释模式的否定，各种各样的原教旨运动即属此例；一则是以发展的形式表达对既有阐释模式的突破。另一种形式，就是不同学说之间的，包括处于社会生活主导地位的学说与处于非主导地位的学说之间的互相批判。之所以有这种必要，根本原因在于，任何特定的思想学说，包括历史上最先进的思想学说，都不可能穷尽对真理的认识。作为对主体实践的思想指导，任何思想学说都不可能不有其特定的局限性，而来自视角不同的其他学说的批评，是获得对自我这种局限性的意识的非常好的促进。我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其实从实践检验到主体认识的提高之间的联系并不是直线性。必然的。代价未必能够换来教训；。没有批评，没有不同的声音，实践的最终检验作用就可能成为一句空话。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顾准说：“所有的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唯理主义、经验主义，所有一切宗教，所有一切人类思想，都曾经标志着人类或一部分人类所曾处过的阶段，都对人类进到目前的状况作出过积极的贡献。最有害的思想也推动过思想斗争，而没有思想斗争，分明没有进步。”①   

特定学说，特别是因为各种原因而获得社会生活主导观念地位并具有体制性支持的思想学说，吸收其他思想学说的营养来丰富发展自己，有两种可能的选择模式。一是用自己的一套观点方法把对方当成某种确定性的思想资料进行分析，从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还有一是保持以质异思想学说为信仰选择的主体的合法的现实存在，使这些学说能够以一种现实的生命主体的形式来呈显自己。后者是处于非主导地位的学说真正作为有生命力的思想而非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活化石，从而有能力发挥自己功能的根本条件，而前者仅仅是这种功能实现的方式与途径之一种。没有后者，前者只能是徒具形式。有人可能会担心，如果我们已经找到了真正正确的思想指导，在这种情况下，还允许非主导地位的思想学说——就其与主导观念之相异处言之就是错误的——作为即使只是个别人的思想在现实中合法存在并通过合法的形式发挥现实影响，而不是仅仅把它们作为构成研究对象的资料，是否会导致思想混乱或说精神污染呢？确实，如果整个社会共同体都能够全部统一到真正正确的思想中，从根本上排除一切错误观念的干扰，心往一处想，劲朝一处使，那应该是一件好事。问题是：任何一种思想观念就其本身而言，都很难保证自己总是正确，何况所谓正确本身在任何一个具体的情境中，往往并不是可以简单化地作出肯定或否定判断的东西；当整个社会陷入某种统一的思想观念时，由于缺乏不同思想的参照，必然会沿着确定的方向在惯性作用的影响下加速度地向前滑行，最终往往使即使本来是正确的东西演变为不正确，更不用说本来就可能不是那么正确的东西了。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顾准文集》，页346。

    就人类的本性和现实情境的复杂言之，所谓统一的思想只能是思想的专制，而思想的专制必然导致思想的僵化。逻辑上绝对完美的选择大概不可能，或许，在目前的情况下，划分现实操作性的实践领域和思想性的学术研究领域间的界限，不失为可能的选择之一，即通过法律法规在现实操作领域制定统一的行为规范，保证物质性社会实践活动的协调进行，而在精神领域，在学术思想方面，则保证对社会实践进程不同角度的反思与省察的取向的多样化并存。有些人出于善良的动机，可能会想，在我们已经找到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以后，还允许不同的思想学说存在，岂非是对善良单纯的人民群众不负责任？事实上，对于正确思想观念的真正掌握，只能是在与各种不同的思想学说的反复比较鉴别中完成的。那种从没真正见识过错误思想的大脑，是最没有免疫力的，而没有免疫力肯定比接触可能包含错误的思想更有害。不同的思想学说，就其终极性的精神探求指向——如果有的话——肯定是有区别的，在哲学的意义上也就是有对立性的。但不应把哲学意义上的对立与现实实践意义上的对立简单直接地等同起来。一种潜在的矛盾与一种激化了的现实的冲突，这二者之间有着十分不同的实践意义。   

由于根深蒂固的斗争哲学的思维定势，我们往往过分强调不同学术思想之间的划界，而漠视它们共同协调维护社会共同体和谐运行的可能性。在有关九十年代国学热或日文化保守主义的讨论中，就有人从儒学形成与发展的时代性——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角度，断定它必然与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格格不久，更有人从某些港台海外势力的影响、支持。扶植、培育的角度，来解释部分大陆学者近年来对儒学现实功能的积极肯定。再比如，有人从现代西方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联系来分析改革开放的效果，“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①还比如，有人从僵化的理论分析框架出发，把中国大陆十几年来发展起来的，本来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组成部分的非国有成分说成是什么国家安全的威胁。所有这些，就其认识论根源看，都是把不同社会存在所潜含的某种在终极性价值指向层面的区别，人为地激化为一种当下的具体现实的斗争。                           

三   

如何看待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在现代化变革过程中的作用，这是一个自19世纪中后期起就在思想文化界不断引起争论的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立场，划分了近现代思想史上文化保守主义与各种形式的激进主义间的界限。早在19世纪六十年代，冯桂芬等人就试图超越单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实用工艺技术层面，对东西方文化作出整体性的比较，在此基础上他并提出要“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②这种思路经过近一步发展，到19世纪末，被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概括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口号。这句口号可以说是整个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宣言，尽管某些很重要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如章太炎等，并不同意这个口号。就其实际理论内涵看，这个口号显示出比较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的特征。在承认中国的社会文化面临着不能不变的客观情势的前提下，它认为，就力度、速度言，这种变革应该是缓变、渐变，就内涵言，应该是____________________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页375。    ②《校豳庐抗议·采西学议》，《晚清文选》，上海书店1987年版，页105。

变与不变的统一，即外沿的器用制度层面变而核心的伦常观念不变。这种文化保守主义倾向发展到五四运动前后的新儒家而开始获得自己较成熟的理论形态。1941年，贺麟在《思想与时代》创刊号上发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比较早地对现代新儒家的致思方向作了明确的宣示：“以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为主体去儒化或华化西洋‘文化”’，并认为“假如儒家思想没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则中华民族以及民族文化也就不会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    虽然流派众多，但就基本理论品格而言，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都是站在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立场，尽可能地维护这种传统在急剧变革着的现实中的影响，因而这些思潮的立足点是严格

意义上的文化性的。文化之为文化的实质，从根本上决定了它与传统的同一性质。如果从这样的角度考察九十年代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就会发现它与近现代历史上的各种文化保守主义思想间有着根本的不同。首先，它不是立足于传统本身，它是作为激进的八十年代反传统的文化批判热的自我反省出现于历史舞台上的。其次，它不限于文化，不限于对民族共同体在长期历史延续过程中所凝聚的那样一种核心性的人文价值理念的执着和崇奉，而是表现为社会文化生活整体的一种全方位的决策处理观念，一种思维方式和价值倾向的综合体。九十年代大陆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尽管与海外新儒家的启发，与近现代史上各种文化保守主义思想流派的滋养有着肯定性的联系，但其直接原因，却是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热中激进的反传统主义，是这种反传统主义遭遇挫折之后的特定表现形态，或说是反传统主义的提高形态。   

八十年代激烈反传统情绪的逻辑与现实指向，实践证明，没有如这种激进主义观念最初所设想的那样，提供现实批判的有效武器，给步履维艰的现代化进程提供强大的动力资源。这种激烈否定情绪的结果，是一种弥漫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无根的漂浮感和虚脱感，一种不亚于五四先驱者的精神绝望，及伴随这种绝望之后的大儒主义哲学的普遍泛滥。文化讨论热中的激烈反传统，与前此“文革”所代表的激烈反传统，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两种不同形态的反传统主义发展的最后形态，其立足点是不同的，其有关中国现代化变革方向的认识也是不同的，但其有关传统文化资源在现实变革中作用的完全消极性的判断，却是一致的。两种价值取向不同的激烈反传统倾向，分别在发展到极端之后陷入困境的结果，是其面对不容回避的实践中的消极后果的自我省视，是其对自我信念合理性之有限性的某种程度的自觉，是其因这种自觉而形成的对自己本来所确定的批判对象的真实内涵的重新考察。正是这种激烈反传统倾向的自省、自觉及相应的对作为其批判对象的本民族文化传统的重新考察，构成了九十年代所谓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兴起的逻辑动因。由此才能够理解，为什么九十年代的文化保守主义，会与八十年代的激进思潮是那样地一脉相承，为什么那么多八十年代时曾是慷慨陈辞的反传统主义者，进入九十年代却投入了文化保守主义的怀抱。从所谓话语策略的角度来解释这种现实，可能是过于表面化了，尽管似乎也能找到个别人的个别词句作为例证。预谋或说策略的概念，可以说明特定个体所怀的可能的恶意，却无助于普遍性社会文化现象之本质的把握。由于这种普遍性的内在情结，九十年代的文化保守主义，其最高姿态不是对于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的鼓吹弘扬，不是类似港台海外形态的新儒家，而是对作为20世纪中国社会进程之主导观念的各种激进主义倾向及其蜕变形式的批评性审视，是顾准的经验主义。这种审视与其理解为敌意的否定，不如视作走向更成熟形态的自我调整。正如顾准所坦承的，他自己就是这样信仰过来的。   

中国近现代变革过程中的激烈反传统倾向，特别是在这个过程的前期，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但这种倾向，发展到极端状态譬如“文革”时期，却极大地助长了人们思维与价值观念上的片面化倾向，给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所谓“左”，其实就是一种极端主义。极端主义就是把某种在出发点上可能是确实存在的合理性无限制地膨胀，从而淹灭所有其他各种不同的合理性，也从而使其自身蜕变为不合理性。二十余年“左”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在现实领域设置了许多禁区，在理论和历史研究中，也用一套强制性的解释模式，所谓以论带史，人为地使既往的历史过程从属于当下具体的主观观念，由此而塑造出的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化历史的图像，有许多乃是以意为之的结果。这种主观化视角下的中国近现代历史，其实是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现实政策观念在历史领域的直接投影。随着中国社会之从极端主义的泥沼中摆脱出来，与现实领域内的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精神相一致，用一种求实的眼光，重新对我们既往的历史，特别是20世纪的历史进行考察，写出新的真正属于九十年代的中国近现代史，应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理论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发展需要，九十年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重要一翼，乃是对支配中国20世纪社会进程的主导性观念的批评性反思。从根本上否定整个近现代历史进程的合理性固然是错误的，因为这种否定有可能会对现实秩序的稳定产生某种负面影响，但以此作为理由，顽固坚持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建立起的那套历史模式及相应的历史结论的神圣不可触碰则更加有害。这套模式受形成它的那个时代的局限，其对历史的描述是不全面的，有些地方是不真实的，不进行清理，就不能真正摆脱长达二十余年的“左”倾路线在人们观念与行为习惯上造成的诸多禁锢。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重写历史不能被理解成破坏，理解成对某种既定精神与文化模式的破坏，而应被理解成建设，理解成对一种符合时代与人民需要的新的精神文化模式的建设。不能设想，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无论就其深度还是广度而言，都是真正革命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能够不要求历史研究领域内的深层次的拨乱反正。有些问题上的习惯描述或结论由于迁延已久，似乎是铁案如山，实事求是的重新审视由于不符合某些习惯化了的观念，反而会被视为异端，被笼统地说成是什么在制造混乱。对此，应该说，切实转换观念，进一步解放思想，用唯实的精神来端正研究态度，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一翼的近现代史研究面临的迫切任务。   

文化保守主义所指称的思维与价值倾向由于其综合性，不仅表现在思想文化领域，而且表现在现实政策操作层面，不仅表现于国内，而且影响及于国际活动中。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的中国，与对过去“左”倾时代国内政策上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抛弃相应，也表现出对建立在对话而非对抗基础上的和平共处关系准则的更积极热情的倡导。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在对国际社会的积极参与中，一方面，对某些经过实践证明，乃是属于全人类共同文化遗产与精神财富的普遍性的价值伦理观念，某些一般性的国际与人际秩序建构准则，不再片面地强调其与特定阶级利益的关联性质而加以否定，而是实事求是地肯定其对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同样是基于实事求是的精神，这种对往往是产生形成于西方的历史文化土壤中的一般性价值准则的承认，又立足于自己特有的国情，立足于自己特有的社会文化传统。这就为与世界上同时并存的其他各种类型的国家与人群间的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相互合作，提供了更充分的前提条件。   

七十年代以前，主要是一些奉行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表现出将自己在社会缺席与价值观念上所作选择的合理性绝对化，从而一般地否定其他选择的极端化倾向。进入九十年代，随着苏联东欧剧变导致的世界两大阵营对立的国际政治格局的消失，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代世界的基本课题的观念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在这种情况下，对话与协调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主要方式，发挥了愈来愈积极的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冷战思维并没有也不可能随着冷战格局的现实消失而同时消失，不同于七十年代以前，基于这种冷战思维的极端化倾向，更突出地表现于西方阵营内的某些势力身上。比如在人权问题上，冷战时代社会主义阵营的许多理论家是从根本上否定人权这个范畴的，认定它专属于资产阶级。在后冷战时代，人权问题已经成为不同地域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对话的一个共同话题。在这种对话中，虽然还存在着各种不同的问题，但目前比较突出的，则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的某些力量，特别是某些不负责具体工作的意识形态专家，片面地依据其基于西方社会的历史文化背景形成的人权观念，对非西方社会的许多现象进行不切合实际的责难。作为冷战思维的突出表现，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将不同文化传统间在思维和价值取向上的歧异，耸人听闻地渲染成势不两立的生死对抗。这种鼓吹对抗而非对话，鼓吹遏制而非合作的冷战思维，不仅在理论研究领域内有，在西方国家的实际决策部门也有影响。这种倾向，可以说是另一种性质的极端主义，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左”倾狂热。当然，这种倾向从根本上说是不符合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发展的总体趋向的，是不被真正有远见的政治家所接受的，因为它不符合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不符合各个国家的国家利益。就此而言，一种关于文化价值合理性的相对与多元的立场，一种对和谐而紧张的人类秩序状态的肯认，一种对和平安宁状态的维护而非破坏的，一种稳健的逐步的而非剧烈的社会进步与变革方式的倡导，对我们所置身的社会将是积极有益的。针锋相对的另一种性质的极端立场，一种相反方向上的狂热，则只能导致更加激烈的对抗，其结果只能是客观上加剧了对抗，从而客观上起到验证上述冷战思维的作用。世界范围内的这种现实需要，可能也是近年来被视作文化保守主义表征之一的有关儒学复兴的呼声的潜在动因之一。   

学术思想，特别是人文科学领域内的许多理论，其社会实践效应是复杂的，很难僵化固定地对这种效应加以肯定或否定。就儒学而言，当中国社会开始现代变革之初，当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模式已经极度僵化腐朽从而对社会发展构成了根本性阻碍的时期，基本思维与价值倾向偏于守成而且经过统治集团长期改造已经教条化了的儒学，其社会实践效应的消极性是非常明显的，对这种学说进行批判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当急剧的社会变革已经结束，社会的主导目标已经转化为在既有社会秩序模式的基础上，通由量的积累逐步提高全社会的现代化水平的时候，在这种时候，尽管儒学作为传统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产物，其中的许多具体内容已经因具体时代环境的变迁而丧失意义了，但作为超越特定时代具体生存内容的那样一种基本性的理论气质理论品格，却仍然可以发挥作用。而这种作用由于契合了新的时代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而具有积极意义。这种积极意义在我们社会的各个不同阶层中都有程度不同的体认。在实际政策操作层面，强调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与本来是作为批判对象的儒学精神相互间的相通性，从而为儒学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中发挥实际作用寻找可能性的努力，是非常令人关注并受到从国内到国际领域内普遍性的积极评价的。   

就我们的社会而言，近二十年来发生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及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等各种领域内的，包括实践的与理论的许多变化，虽然具体表现形式不同，可如果深人体察，就会发现，它们所共同联系着的一个核心，其实就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这种精神结合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就表现为一种从浪漫理想向现实、从狂热向理智、从对抗向和解或者说相互的妥协、从独断向审慎、从执着于终极性的理念本质到侧重于具体的经验性的问题的逐步解决的趋向，这种趋向，事实上构成了九十年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所表现的总体特征的内在实质。                            

四   

保守一语，可以与激进、开放或革命等概念对称，它的内涵，可以从两种不同的层面加以理解。一是有关主体实践所追求的理想目标的性质，一是有关主体实践所采取的方式手段的特点。作为主体追求的理想目标，保守的倾向，往往相对于浪漫的、空想的、终极性的、本质的、绝对的、最后的、彻底的、普遍适用的等性质，而具有现实的、相对的、具体的、经验的、现象的。个别的等性质。作为主体追求理想目标过程中所选择的方式手段，保守的倾向，往往相对于暴力的、对抗的、一次性的、迅疾的、全盘的、强硬的、痛快淋漓的等特点，而显出审慎的、和平的、逐步的、具体的、克制的、妥协的等特点。作为具体社会历史现象的保守和激进，在不同时期不同文化环境中，可能有很不相同的甚至是恰相反对的所指。作为理想目标的选择的保守和作为手段方式的选择的保守，尽管是不同层面的，其相互间却又常常具有对应性，即具有保守特点的理想目标的选择，往往导致具有保守特点的手段方式的选择，而激进的目标追求，了较多地指向比较激烈的手段方式的动用。无论目标还是方式，统贯其后的，都是主体特有的对待处理事物发展变化、特别是社会历史领域内的发展变化的态度或说反应模式，这种反应模式从根本上说又以主体精神深层的价值信念和相应的思维方式为最终依据。   

作为一种对待处理事物发展变化的主体态度，保守的倾向可以有各种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体现。诸如政治、经济、艺术。审美、道德等领域，都可以出现意义不尽相同的所谓保守。甚至在各种更细致的领域划分中，如服饰选择。饮食趣味、消闲方式等，也都可以出现保守与比如说开放、激进的不同。这些领域的不同倾向，有些时候同样可以以一种很郑重其事的方式表现出来。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常有校长拿着剪刀守住校门口，而对自己的所谓奇装异服和怪发珍爱非常的中学生被迫东躲西藏的景观。他们都觉得自己是在维护一种非常重要的不容让步的东西，因而互相觉得对方不可理喻从而互相痛心疾首。“主义”当然是指对这种特有态度之选择和坚持的充分自觉，以及伴随自觉的程度不同的强化。同样的态度及其相应的价值取向，可以因为完全外在的原因而被赋予保守与革命或说激进的不同属性。相对于努力改变现状的企图及相应的行为，致力于维护现状的态度与行为可以说是属于保守的；相对于以剧烈的手段急速地改变现状的企图及相应的行为，那种试图用相对平和的方式逐步地改变现状的企图与态度也可以被定义为保守的。   

当维护现状的倾向占据统治地位而且以一种绝对化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时候，在对现实的即使是细枝末节的改变都很难被允许的情况下，不仅以剧烈的方式根本性地改变现状的企图，而且相对和平地改革现状的态度与行为，也会被目为一种激进或说革命，康梁之被称为乱党也即激进即属此类。而在革命作为对待现状及相应的改变现状的认识，已经成为社会运动的主导以后，不仅拒绝变革现状的态度，而且倾向于以相对温和的方式渐进地改变现状的态度，也会被认为是保守的。甚至同样是以剧烈方式根本性地改变现状的倾向内部，也可以由于激烈程度的不同而划分出所谓保守。文革时期红卫兵组织中的所谓保皇派，就可以视之为这种情况，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内部激进与保守的分歧亦属此类。由于现实情况的千差万别，立足点的具体多样，同样是保守的态度，其社会政治或文化属性，可以迎然相异，甚至所谓保守与激进的认定，从不同的观察角度出发，完全可以互换。也即某种被认为是保守与激进的倾向，换个角度看，可能正是真正的激进。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中国大陆有所谓保守派一说，是否真有这么一个名符其实的派姑且置之不论，但当时存在着一种被人们视之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消极倾向，客观上在起着阻碍社会变革的作用这一点则是肯定的。可事实上，这种被认为是保守的倾向，其所要维护的，从根本上说是长期延续的极“左”的一套政策观念、价值准则和相应的体制模式，而这些东西在一个更广大的范围内去描述，乃是20世纪中国现代化变革中一直存在着的激进盲动情绪的产物，是一种被推进到了极端化程度的革命观念的体现。而当时与这种保守倾向构成对立的，往往不免被目为激进的推动中国社会迅速摆脱“左”的体制框架的变革倾向，在其与那种极端化了的“大”革命倾向，与那种倾向的高调主义对立的意义上，其实乃是一种普泛意义上的低姿态的保守思潮，一种低调主义。事实上也确实是这种倾向，而非当初被称作保守派的思想倾向，构成了九十年代以后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发生渊源和孕育土壤。从这样的角度，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某些即使在当代西方也是被目为激进主义的哲学与文化学说，诸如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却由于其特定的社会效应，而在九十年代的中国获得了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奇妙的相通性。   

就九十年代中国的现实而言，由于变革时期多种不同性质因素同时并存的复杂格局，使得一般意义上的对待现状之特定态度模式的保守，由于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认识相结合而具有获得多种不同规定性的可能。其一，这种保守可以是相应于延续了两种多年的传统社会生活方式和相应的价值理念的，因为这种生活方式和相应的价值理念尽管经过近一个多世纪的激烈冲击，却仍然通由各种途径而对现实生活发挥着影响。其二，这种保守可以是相应于改革开放前二十多年的建设实践所形成的社会与文化模式的，这套我们今天习惯上往往称之为传统社会主义的模式，及与之相应的诸多观念，与“左”倾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有着密切的关联，这种模式和相应的观念作为激进的乌托邦情结的产物，经过长期的灌输，其本身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立的传统，我们可以相应于前述老传统而称之为新传统。尽管经过以七十年代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和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标志的两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洗礼，这种建立在激烈反对老传统基础上形成的新传统，仍然在现实中占有很大的市场。主要是防止“左”的说法，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而来的。其三，这种保守的意义，也可以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社会走向及相应的政策观念上所显示出的求实精神，也即顾准所谓的经验主义倾向。这种求实精神，是作为支配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意识形态领域的高调乌托邦的反拨走上历史舞台的，因此自然而然地显出某种低调的亦即保守的姿态。这种低调姿态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就形成了对20世纪中国社会主导观念的重新审视，审视的焦点之一，就是前此曾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严重灾难的“左”倾路线的历史和文化渊源，由此而试图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对历史的经验教训作出新的总结。不言而喻，这种新的总结在许多问题上所要得出的结论，与作为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意识形态构成之一部分的总结是不同的。   

目前学术界习见的所谓九十年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称谓，究其实际所指，往往是第一种意义上的保守倾向和第三种意义上的保守倾向的不自觉的混合。作为对“左”倾传统反思以及对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重新总结的副产品，第三种意义上的保守倾向对第一种意义上的保守倾向显示出某种同情，二者的实际社会效应也有很大的共同之处。因为第三种保守倾向作为左倾极端主义的反拨，注重的是如何从以阶级斗争为纲造成的社会人际关系的全面紧张状态中摆脱出来，而中国传统主流思想的最突出特征就是对和的崇尚，这就使二者超越了学理层面的界限区分而达成了实践层面的含糊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