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西方文化冲击儒家思想的历史个案的回顾

叶国洪

探索儒家思想与中华现代化的关系，须对西方文化冲击儒家思想的历史作出纵深式回顾 。而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一方面承继和发展儒家思想，另一方面对回应西方文化冲激及中华 现代化作出历史性的贡献，故本文拟就此作为历史个案，进一步探讨儒家思想与中华现代化 的辩证关系。

自十九世纪末西方东渐列强一方面将机械及机器制品向中国倾销，另一方面向中国蚕食 鲸吞，掠夺资源，导致中国国势日蹙。清廷平定太平天国内乱后，容许部份开明疆吏推动洋 务革新，然而保守派与革新派知识份子就文化融和与创新问题，争论不休，加上康有为、梁 启超的变法步伐躁进急激，使模仿西政、西艺的自强运动，陷入徘徊于保守与变革两个极端 之间的漩涡之中。

正当失衡跌宕之际，张之洞对西方文化挑战的回应，力主综合各方舆论，取长补短，提 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以折衷新旧，融和东西文化而不扰乱固有伦常，在当时形势危 阽之秋而言，不失为补弊起废、曲折地继续改革的权宜良策。

当时的推行西化，也就是中国学者所依循的近代化的道路。就晚清这七十年间来说，儒 家传统思想提供了近代化的基本动力，供给知识分子以接受现代化的道德勇气与理论基础。 诚然 西方文物提供了启发的触媒，儒学的新内容亦反映清末改革家(以张之洞为个案)思想回应西 方文化冲击的潜在深层转变：儒家传统核心思想并不构成对外来思想盲目排拒的根本因素。 其次，儒家思想与现代化观念在民族文化发展的角度上并无严重冲突，事实上晚清学者是借 着儒家学说而展开近代化运动。最后，儒家思想被清末改革知识分子用作融合、吸纳入修正 西方思想的原始基础，且藉儒家学说去充实他们的新理论并用作行动指南。

(一)

不少史学家批评中国迈向现代化期间(十九世纪末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 ，提出不彻底的西化路向，产生“体”与“用”的矛盾，导致思想上混淆与冲激，因而阻碍 现代化进程云。这种流行的说法虽反映部分真实，但流于表面观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若 要全面考察早期现代化得失，必须将当时中国应付西方挑战的主流思想作深入的分析。中国 史家若不深切反省早期现代化运动中挫败的深层因素而轻率地找“中体西用”论作为事败的 代罪羔羊，则现时推行如火如荼的经济现代化运动仍有重蹈覆辙的危机。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是张之洞振兴工业的基础理念。梁启超论述清代学术 ，给予“中体西用”以时代观念的历史地位，称其“举国以为至言”，意指梁氏所见所闻当 时潮流的概念，并非指张之洞为唯一代表，不过张氏确为领导这一思潮的代表者，亦可视为 中心人物。 

从“中体西用”论的时代特征来看，它无疑具有固本、变通、自强、御侮的自强救亡性 质。从《劝学篇》外篇的篇目如“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 阅报”、“变科学”、“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会通”、“非弭 兵”

、“非攻教”及其内容来看，张之洞对“西学为用”和“中学为体”的态度同样开明和坚定 ，张之洞透过“中体西用”论对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自强运动，从概念上赋予基础的 理论和肯定，并指出未来方向。早在一八六零年代，曾国藩、李鸿章等中兴名臣创办洋务事 业后，“中体西用”隐然成为自强改革者的基本方针，并进而成为整个自强运动的总体战略 思想脉络。如曾国藩说：“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 ，尤可期永远之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5，页14。李鸿章阐 述得更为清楚：“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 之俗，所以郅治国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 。必谓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由于仿习机器，臣亦不存此方隅之见，顾经国之略，

有全体偏端，有本有末，如病方亟，不得不治标，非谓培补修养之方。”李鸿章“

同治四年八月初一奏折”，载《洋务运动(四)》，页10。于是，“师夷之长技以制 夷”的动机与仿西智、西械的实践融和在一起，筹建造船厂、枪炮厂为“中体西用”提供了 前所未有之实验，而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以一种较为成熟的理论形态在甲午战争之后凝 聚而成，正值曾、左、李三人推展的自强运动遭受重大挫折后，张氏毫不气馁，虽然陷于冷 嘲热讽的低潮中，仍不屈不挠地支援自强运动和振兴工业的事业。此外，张之洞的“中体西 用”论适推广于甲午惨败后的唾骂声中，晚清学人调和中西学术的言论，也就是把 中西学等量齐观，探求两者之精义，比较二者之长短，以为取资，并使之融合为一种更具价 值的新学。当时言论的趋势，倾向于吸收西学而充实中学，取于人而不失自我。刚 好为自强运动的改革发展注入了源头活水，并带动振兴工业运动勇闯另一新高峰。

晚清流行的中体西用思想有若干层次：倾向于吸收西学而充实中学，取于人而不失自我 ，非惟在求中西融合，且在同化“西学”以为“中学”。另一结构是分内外两层次：“内” 则坚固根本，意在“存我”；“外”则务求博通，意在“融合”。而张之洞则倾向于后者。 张氏具有深厚之国学根柢，进而吸收西方知能，以为应时治事之资，可以说为中体西用论之 实

践。张之洞提倡“固本”，很显然着眼于大局而于若干处为满清以至君主作回护，并为当时 政治体制辩护。然于“开通”之论，却独具有卓见，而且态度开明，能理性地看待西方学术 ，立场颇顾大体。因而张氏具体学说一出，即获得朝廷重视，旨命颁发各省参考，其影响遂 及于全国。关于坚守本体的理念，即使影响明治维新主流路向的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亦提 倡西化之馀亦不忘本体，福泽谕吉著《劝学篇(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年)，页74。可见张氏固本与不忘本体之说，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盛行的保存日本文 化论，实有异曲同工之处。

(二)

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思想并非只从故纸堆中、或是冥想玄思中求得，而是在炮火隆隆声中 觉醒，从救亡御侮的实践中摸索试验得来。秉承“通经致用”经世遗风的张之洞，认为一切 学术，“要其词也，归于有用”。《张文襄公文集》卷213，古文二，“创建尊经书 院记创”。“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张文襄公全集》卷204， “〖FJF〗E225〖FJJ〗轩语上”。从“致用”的明确目标出发，张之洞对待诸 种学问，均以实用与否 ，为其或臧或否、或用或弃的标准。即使在张氏身在“清流”时期，他对于“洋务”、“西 学”，也不像其他清流党人那样持深恶痛绝的极端排斥态度。张氏以理性为先导，认为“塞 外番僧，泰西智巧，驾驭有方，皆可供我策遣。”《张文襄公全集》卷2，《奏议》 2，“边防实效全在得人折”。与魏源的“师夷长技”说同调。因此，其时他对于洋 务派的批评，也多集中在无原则的妥协外交，而非有关兴厂办学、开矿练军等实业措施。

追溯张氏“西学为用”的思想源头，儒家“经世”思潮和踏实的学风，是导致张氏向西方持 开放态度的文化理念基础。

至于言论方面，早在光绪十年(1884)，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因而参与中法 战争的军事指挥、后勤防御等事务。事后他上奏说：“夫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械不 利，与空手同；不能及远，与短兵同，史之良规也。自法人启衅以来，历考各处战事，非将 师之不力，兵勇之不多，亦非中国之力不能制胜外洋，其不免受制于敌者，实因水师之无人 ，枪炮之不具。”《张文襄公全集》卷11，《奏议》11。张之洞在两广任内 ，于洋务事业“小试其端”，建造军舰、轮机、驾驶、台垒工程之洋弁，“翻译西国兵书 、测绘、地图，并电学、化学、重学、气学、光学等项有关兵事者”，“制造火药、电线、 强水、红毛泥，各种技艺均可量能因性分门请求。”《张文襄公全集》卷11，《奏 议》11。与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大吏一样，张之洞亦是从承认西方物质文化(首先 是军械装备)的客观优越性作为基点，以审慎务实态度，王玺著《中英开平矿务交涉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62年)，页11至12。去吸收西方科技，以增强 国防实力，并在“学理”与“形势”，“道德”与“武力”关系的认识上，有别于泥古不化 的陋癖。关于张之洞初期的思想演化历程，辜鸿铭评述道：“夫理之用谓之德，势之用谓之 力。忠信、笃敬、德也，此中国之所长也；大舰、巨炮、力也，此西洋各国之所长也。当甲 申一役(一八八四年发生的中法越南战争)，清流党诸贤但知德足以胜力，以为中国有此 德必可以制胜。于朝廷遂欲以忠信笃敬敌大舰巨炮。而不知忠信笃敬乃无形之物也，大舰巨 炮乃有形之物也。以无形之物攻有形之物，而欲以是奏效于疆场也，有是理乎?此知有理而 不知用理以制势也。甲申以后，文襄(张之洞)有鉴于此，遂欲舍理而言势。然舍理 而言势，则入于小人之道。文襄又患之，于是踌躇满志而得一两全之法，曰：为国则舍 理而言势，为人则舍势而言理。”参阅《张文襄幕府纪闻》。透露出于应付 瞬息万变的国际风云与个人操守之间产生的矛盾，张之洞懂得灵活变通，分别处理以求心安 理得：“为人则舍势而言理”，即宏扬忠、信、笃敬的中国传统德行，以正人心；“为国则 舍势而言理”，即吸收大舰巨炮等西方物质文化的科技成果以维国势。前者蕴藏“中学为体 ”之韵，后者包容“西学为用”之调。在张之洞看来是平衡理想与现实的“两全之法”。例 如倭仁尚礼义而不尚权谋的儒学精神，后人妄加讪笑，实无可笑之处，只可惜倭仁在强敌当 前，崇礼义而不讲武备，无疑与虎谋皮，昧于“理”而忽略形势危急，张之洞能在“理”、 “势”不平衡时，超越内心和情智冲突的迷惘，强调为国为民，则效大丈夫不拘小节，顺“ 势”则“讲武”，逆“势”则“和戎”，只要能富国强兵，师夷亦不达圣人之道，此点张氏 比倭氏看得透彻，故能师法西政、西艺而不失自我。参陆宝千著《倭仁论》，载《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期。至于达致“西学为用”的具体 方法，他认为“晚近来，惟士有学，若农、若工、若商无专门之学，遂无专门之材，转不如 西洋各国之事事设学、处处设学。”《张文襄公全集》卷40，《奏议》40。故中国亟应效西洋，大力发展“专门之学”。他还划分“专门之学”为四大类，即交涉、农 政、工艺、商务。这表明，在对于“西学”优点的肯定与应用方面，张之洞实已超过曾国藩 、左宗棠、李鸿章等人。

光绪二十年(1894)，张之洞痛陈“马关条约”带来的严重危害：“及今力图补救，夜以 继日，犹恐失之，若再因循游移，以后大局何堪设想。”他向朝廷提出九件应当急办之事， 以为“中国安身立命之端”：“一曰宜亟陆军；二日宜亟治海军；三曰宜亟造铁路；四曰宜 分设枪炮厂”；“一面雇用洋匠，一面商之洋厂，派工匠赴外洋该厂学习”；五曰宜广开学 堂。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各省均应开设学堂 ，“自各国 语言文

字以及种植、制造、商务、水师、陆军、开矿、修路、律例各项专门名家之学，博延外洋名

师教习”，同时派人员出国留学，赴德学陆军、赴英学海军，“其他工艺各徒皆就最精之国

从而取法”；六曰宜速讲商务。“尤须令出使大臣将各国商务情形随时考究，知照总署及

各省督抚，以便随时悉心筹划；七曰宜讲求工政。“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

粗为精，化贱为贵，而后商贾有懋迁之资，有倍蓰之利。”“分遣多员，率领工匠赴西洋 各大厂学习，一切种植、制器、纺织、炼治、造船、造炮、修路、开矿、化学等事，皆肄习 之，回华日即以充办理工政之官。”八曰宜多派游历人员。“不知外洋各国之所长，遂不知 外洋各国之可患。拘执者狃于成见，昏庸者乐于因循，以致国事阽危，几难补救。”欲破此 沈迷，惟有多派文武员出洋游历一策。九曰宜豫备巡幸之所。宜择腹省远水之址建设行宫， 以备战时京师危急，“进退自如，控制有策。”《张文襄公全集》卷37，《奏议》3 7。

由此观之，张之洞循中体西用的理念出发，建议全面虚心切实访求西学、西艺，以取长 补短。这可侧面证明甲午战争并不能宣判自强运动的破产，因为自强运动改革的内容和范畴 不仅没有因甲午战败而收缩锐减，反而随着社会经济的需求层迅扩充推广，只是部分重心转 移往政治改革层面。

光绪二十四年91898)前后，张之洞开始将“中体西用”思想形诸笔墨。他在《两湖、经 心两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中提出：“两书院分习之大旨，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 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张文襄公奏稿》卷29。稍后，他在 上呈御览的《劝学篇》中，又对此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 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中学为体，“以正人心”，西学为用，“以开风气”。

另一方面，改革派中一股急进激躁的暗流正令张之洞忧心忡忡，他说：“吾恐中国之祸 ，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劝学篇》，《序》。于是，为与康 有为、梁启超的激进草率主张相抗衡，划清界线，于是提出《劝学篇》，鼓吹“中体西用” 论来平衡大局。反对激进的改革，这并不意味着张之洞反对变革而显得固步自封。与此相反 ，

他把顽固派讥讽为“泥古之迂腐”、“苟安之俗吏”、“苟求之谈士”，不同意他们“旧者

因噎而食废”，“旧者不知通”，“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劝学篇》，《 变法》。其实，张之洞与维新派之间表面上泾渭分明，然而大家都主张在政治经济 层面改革，而张氏主张稳健缓进，避免招惹无端暴乱和破坏。张朋圆著《梁启超与 清季革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页119。

(三)

张之洞主张尊君、忠君，而康有为、梁启超则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后来，张之洞回顾 《劝学篇》的写作动机说：“自己未(指咸丰九年)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顽固益深。戊戌 春，

佥壬伺隙，邪说遂张，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会通中西，权衡新旧。” 《张文襄公全集》卷228，“抱冰堂弟子记”，页14。

张氏的主张是中和的，有强烈的融合中西学术之意识，乃在以存我为前提。张氏亦提倡 变法，而托古立言，且较同时代人更为圆通成熟。张氏著论，本在救亡图存。其于《劝学篇 》全篇之义，综于五知，旨在强调透过认知激起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二十四篇之义，括 之以五知：一知耻，耻不如日本，耻不如土耳其，耻不如暹罗，耻不如古巴。二知惧，惧为 印度，惧为越南、缅甸、朝鲜，惧为埃及，惧为波兰。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 其法，不能变器。四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 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凡此所说，窃尝考诸中庸而有合焉 。鲁，弱国也，哀公问政，而孔子告之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终之曰 ，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兹《内篇》所言，皆求仁之事也，《外篇》所言， 皆求智求勇之事也。”《劝学篇》，《序》。张氏多番强调智、仁、勇是知 识份子所要兼备的，须面向世界，汲取新知，并超越自强运动只重西艺的学习方针，须首重 西政，从行政及政制角度推行各方面改革。

张之洞所追求的是仁政兼且富国强兵并存的理想。在儒家思想与政治权威相适应的观点 底下，张之洞的汉族意识融贯在“大一统”的儒家文化意识中，即承认一统天下的满族天子 的正统地位。当时张之洞的“己任”是保存国体，所谓“保存国家政权土地，保种族之自立 ，保圣教之不失”。张氏乃综合此说，而惟保国为至上之要义。所谓：“保种必先保教，保 教必先保国，种何以存，有智则存。智者，教之谓也。教何以行，有力则行。力者，兵之谓 也。

故国不威则教不循；国不盛则种不尊。”《劝学篇》，《内篇》页2。此种 保国保种之论，扩大至中华民族范围，超越汉族中心意识，接受政治现实，主张消除满汉两 族对立的隔阂，曲为清室回护。在当时历史环境下除非革命，否则只有俯首称臣。张氏取经 传立其本旨：“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借西人之说称中国人为蒙古种，称中国为契丹 ，以为亚洲同种之证，将满汉矛盾淡化。并举西国虐待华人之史实，以作前车可鉴。张氏有 谓：“越南属于法矣，华人身税有加，西人否也；华人无票游行有禁，西人否也。古巴属于 西班牙矣，土人不能入议院也。美国开劈之初，则赖华工；今富盛之后，则禁华工，而西工 不禁也。”《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5，页14。张氏指斥列强盛气凌 人的种族歧视恶行激起华人敌忾同仇，一致对外。五条誓约，见《明治维新基本史 料选译》，载：《世界历史》编辑部编《明治维新的再探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年)，页168。推崇皇室(尊皇)，然后追求西方科技知识。张之洞强调“中学 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学，而必无悖于经义。如 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

无害为圣人之徒也。”可见张氏突出坚持道德伦理精神，对于西政、西艺则选取合用和可用 的部份为己用，毫不违背圣人的原则的。故步自封，反而有违圣人之道：“如其昏惰无志， 空言无用，孤陋不通，傲恨不改，坐使国家颠覆，圣教灭绝，则虽弟佗其冠，

神〖FJF〗E451〖FJJ〗其辞，手 注疏而口性理，天下万世皆将怨之詈之，曰，此尧舜孔孟之罪人而已矣。”《劝学 篇》，《外篇》，页45至47。上述观点与日本明治政府于一八六八年颁布五条誓 文中“破历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基”论调相似。见《世界历史》编辑部编《 明治维新的再探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页168。

关于救亡良策，张之洞提出“智以救亡，学以益智”的原则。张氏指出自强运动屡遭阻 挠的原因在于士大夫昧于国际新知，国势日蹙，亦不知急谋应敌良方，自甘落后。接着张氏 强调各种专门智识的重要性，若再不求新知而胡乱议政，则只会祸国殃民：“夫政刑兵食， 国势邦交，士之智也。权宜土化，农具粪料，农之智也。机器之用，物化之学，工之智也。 访新地，创新货，察人国之好恶，较各国之息耗，商之智也。船械营垒，测绘工程，兵之智 也。此教养富强之实政也，非所谓奇技淫巧也。华人于此数者，皆主其故常，不肯殚心力以 求之。若循此不改，西智益智，中愚益愚，不待有吞噬之忧，既相忍相持，通商如故，而失 利损权，得粗遗精，将冥冥之中举中国之民，已尽为西人所役矣。《劝学篇》，《 外篇》，页2。张氏反对士大夫只晓自相攻讦，宜虚心增益新智：“今日新学旧学， 互相訾敖，若不通其意，则旧学恶新学，姑以为不得已而用之；新学轻旧学，姑以为猝不能 废而存之。纳古枘凿，所谓疑行无名，疑事无功而已矣。”《劝学篇》，《外篇》 ，页45。

张氏进一步提倡孟子的“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之精神鼓吹游学以增广见闻。张氏 毫不含糊地指出必须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是旧学。西政、西艺 、西史，是新学。主张“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所谓者，一是政艺兼学：学术、地理、度 支、

赋税、武备、律例、勤工、通商、归政学。算绘矿医，声光化电，归艺学。张之洞主张“西

艺必专门”，“西政可兼通数事”，认为改变学制，普兴学堂，而仕禄之途，必经学堂教育 ，并改良科举，以时务政艺为考试范围，以培养实学专才。张氏又提出具体办法去增益新知 ：“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如一见之说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 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岳之说也。游学之益，幼童不如通人，庶僚不如亲贵。尝见古人 之游历者矣，晋文公在外十九年，遍历诸候，归国而霸。赵武灵王微服游秦，归国而强。春 秋战国最尚游学，贤如曾子左邱明，才如吴起乐羊子，皆以游学闻。其馀策士杂家，不能悉 举。”因此，学部成立后，由光绪三十一年(1905)至宣统元年(1907)年间，张之洞根据中体 西用的精神，不断直接或间接参与制订及修订教育法令的决策工作，并策划筹组各地教育行 政体系，使新式教育的推展，遍及全国，并切实鼓励游学东洋及西洋，张之洞对现代化教育 的扩拓，予人有一日千里之感。

张之洞还把“中体西用”精神贯彻在现代化教育体系之中。故此张氏制定全国通行的教 育宗旨时，强调传统国学精神——忠君、尊孔外，还吸收西方崇尚公德、尊崇振武精神，拓 展实业、发掘物质财富的资本主义精神，号召全国学子加以学习。学部成立前，教育宗旨散 见于有关教育的奏章及学堂章程，并无明确而独立篇章的宣言，例如张之洞参与制订的《奏 定学堂章程》中简略提及“至于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为基 ，俾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沦其智识，练其艺能。”而学堂的课程，在《奏定学 堂章程》内，于中学［国学］课程，尤为注重，凡中国向有经学、史学、文学理学，无不包 举靡遗，此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的引申。“体”“用”兼备，能够顾虑到教育 目标的三大范围：“忠孝为本”使“心术一体于纯正”是属于感情范围(Affective Domain) ，属于德育领域，包括兴趣、态度和价值观，训练方法是“以经史为基”；而“以西学沦其 知识”属于认知范围(Cognitive Domain)，“练其艺能”则属于心理动力范围(Psychomotor Domain)，即技能领域，系指操纵或运作技能的范畴。晚清新式教育课程，配合“富”(经 济)和“强”(国防)的社会需求，朝向多元的工业化(Polytechnization)，并朝向解决问题( Problem Solving)的方向，而“中体西用”思想，亦与此趋势相契合。

张之洞把工业看作是“养农民”“塞漏卮”的重要手段。他说：“中国生齿每而遗利少 ，若仅持农业一端，断难养赡，以后日困日蹙，何所底止!故尤宜专意为之(即振兴工业)， 非此

不能养九州数百万之游民，非此不能收每年数千万之漏卮”。《张文襄公全集》，

《奏议》卷三四，页24。他又指出：“欲养农民查荒地不如勤百工；欲塞漏卮，拒

外人不如造土货”。《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50，页18。他还以开采 煤矿为例，说：“若信西法用机器开采，出煤之多何止十倍，而挑挖民夫，转运船户皆相因 而增。国家以此兴利，小民即以此养生。理所必然，毫无疑义”。《张文襄公全集 》，〈公牍〉卷100，页20。他明确地调低了“农本”、“商战”为救时要策的地位 。由此“进口替代”的雏型便呈现于张氏工业策略思想中。

自力更生，摆脱倚赖外国的工业策略是张之洞创办工业的基本理念。张之洞办工业，首 重重工业。在中法战争后，张氏在广州筹办海防，采购外国军火，并师夷长技以图强。但订 购中遇到很多周折，深以仰人鼻息，受制于人不是良策，于是“作卧薪尝胆之思”，决心自 己动手，创建重工业，以制造国防军械。钢铁是武备的基础，也是民用交通、工商设备之关 键工业，是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必要企业。所以他不惜殚思耗精，不吝财力、人力、创办汉 阳钢铁厂，以及与之相关的大冶铁矿、薄乡煤矿。张氏筚路篮缕，在重工业方面做了大量艰 辛而吃力不讨好的开拓性工作，其所耗费心血和努力都是惊人的。

张之洞走的工业路线是以军用工业为先导，并将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同时并举，将重工 业与轻工业并举。他认为这样才能保国富民。在人材、资金、技术等各方面，他都主张师法 外国，实行大力引进，进而以此来缔造本国本土的技术力量、生产设备基础。在资金严重不 足的情况下，他唯有多方罗掘，从地方赋税中筹集，克服了创业中的种种困难。

其次是主张以优惠、扶持来支持工业，张之洞大办工矿，作用是“国家以此兴利，小民 即以此养生”。他主张“凡我军所需，自宜取之官厂”，国防工业必由官办。此外，要 求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给官办企业以资金、原料、销售、税务等方面的优惠。他本人就运 用湖广总督的职权，除向清廷申请拨款外，并多次从地方税收、监厘等项拨充企业常年经费 。至于官办铁厂时，更准以免税，“至所出铁货既系动用官本，均系官物，且开办之初工本 较重，行销各省及出口运销外洋，自应一律统免税厘，以轻成本”增加市场竞争能力。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5，页14。

立足于官办，而辅之以民营。在创办官办企业后，张之洞也注意扶植民办工业。在中日 甲午战争之后，其对民营工商业发展推导尤为主动。公开发出告示，晓谕湘、鄂商民购买机 器开矿、设厂、并贷款给私人作为开办之需。不过从总体上而言，张之洞的工业思想是以官 为本的。

笔者欲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是张之洞振兴工业的基础理念，学有渊源，是 秉承汉宋经世儒学，著重学以致用，经用于当世。面对外患日亟的危机，张氏放眼世界，承 认西政、西艺在企业组织运作和工艺科技方面有其优越性和实用性，主张虚心学习和模仿， 但坚持不可损害固有伦理道德规范，更不可有违自主权益，要做到见贤思齐而不丧失自我。 在这原则下进行工业现代化，是任重道远，满途荆棘的。至于对西方科技和社会、军事、经 济组织的刻意模仿，如何做到无过无不及，事事恰到好处，俟百多年后的今天还在争论不休 ，何况在草创阶段，百废待兴，张之洞所面对的困难和风险，今非昔比，在当时历史条件下 推动大规模工业化，诚属难能可贵，故不应苛责古人。最重要的是历史人物有没有竭尽所能 ，殚思为虑，去理性思考，寻找当时合情、合法而最少运用暴力的理性的方法去力挽狂澜， 扭转劣势。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正是他从儒学中去芜存菁，从行政实践中 尝试摸索，凭着冷静理智地全面剖析，深思熟虑，始提出的工业方针——工业化模仿必须注 意“本、末”，“体、用”，“内、外”，“先、后”等观念——以儒家伦理文化为本体， 以西方政制科技为应用范畴，泾渭分明，不宜胡乱僭越；立场鲜明，使执行顺畅。

从另一角度来看，张之洞通过由传统的价值意识的反思，经中体西用的原则调和中西文化的 冲突后，使迈向现代的价值意识得到融和演变，扩大了知识分子对现代化社会政治的承诺(c ommitment)，全面促进工业化和经济的发展。

盲目地西化是经济发展落后国家的通病，张之洞对外不亢不卑，对内了如指掌，知己知 彼，在当时处境而言，贯彻中体西用的原则以追求工业化，此一方向是正确的。在近代经济 发的历史里，发展中国家在处于工业化过程当中，因过量提倡西化而造成社会政治变化过急 的危机，其代价是使有意义的传统结构和价值殆尽无存。(德)汉斯—于尔根普尔著 《欧洲现代化与第三世界》，载：罗荣渠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页325至3 29。许多人都会忽略在日本工业化成功的秘诀是“和魂洋才”策略，明治初期的现 代化过程是以“和魂洋才”为基础，以技术为核心，将机械生产方式巧妙地建立在传统价值 规范之上，至于机械技术以外的西洋社会制度则并不完全模仿。日本力图通过教育 中公开灌输政治思想，以防涌入的外国知识带来思想腐蚀。1890-1910，日本逐步形政成国 家思想体系，重申尊重传统，1905小学教科书强调忠于天皇、孝顺父母、服从上级和集体， 1930年代增加军国军国主义内容。而日本儒家伦理对于指引经济活动的各种可能方向起关键性作用。森岛通夫著《日 本为什么成功》(中译本，剑桥大学出版社，1982年)。事实上，文化提供了一种价 值观的背景，用以加强对权威、对当权者的尊敬，促进教育和奖励勤奋。山崎后雄 著《日本现代史大系——技术史》(东京：东洋经济新报社，1961年)，页49；罗伊霍夫海因 茨和肯特.考尔德著《东亚优势(中译本)》(纽约，1982年)；Bauer P.& Yamey B., The Eco nomics of Underdevelopde Countries (Cambridge,1957),pp.77;91-101; Diana Hunt, Ec onomic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An Analysis of Competing Paradigms (New York: Ha rvester Wheatshesf,1989),Chapter 3.以日本 近代化产业的多面手涩泽荣一为例，他在重要工商领域设立和经营有500家大企业之多。其 经营方针，主要是根据“论语加算盘说”，提倡“道德与经济合一”。即以论语为道德之本 体，算盘代表企业经营的工具价值，并运用西方科技去创造财富，再而经世济民。此论与张 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都主张保持东方道德伦理为先，然后 才善用西方科技组织之术去发展经济。中井英基著《张謇与涩泽荣一中日近代企业 家比较》，南京大学外国学者留学生研修部江南经济史研究室编《论张謇一张国际学术研讨 会论文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213至221。最近不少学者研究东 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工业繁荣背后的文化因素，都不约而同地承认儒家文化对东亚人民的企业 伦理、工作态度、学习主动性、崇尚合作和尊重权威的作风，均有正面的影响。萧 新煌著《东亚的发展模式经验性的探索》，载：罗荣渠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 》，页404至419。萧新煌著《台湾和南朝鲜政府的农业战略—宏观社会学的评价》(台北，1 980年)；萧新煌著《低度发展与发展—发展社会学选读》(台北，1985年)，“高棣民序”； 彼得伯格著，萧新煌译《东亚的发展模式—战后台湾经验的文化因素》，载：《中国论坛》 卷19，期6(1984年12月)。

儒家思想与中华现代化有密切的关系，从十九世纪末西方文化冲击儒家思想的个案的回 顾——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论的综合和实践，正显示儒家思想在清末饱受列强侵迫 的环境下，有机地自我调整，并对西方科技文化作出选择性地积极回应和相互调节、协调， 儒家思想在西方文化冲击下，渐作出务实的修正，取西方之长补自己之短。

近年有学者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是对现代化半心半意，这种独特调和中西 文化的态度，导致了自强运动的失败。陈福霖著〈从反清到反帝孙中山对中国民族 主义的阐释〉，载：《孙中山廖仲凯与中国革命》(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页5 。另外，亦有学者以为现代化运动中“以传统文化为重整目标，情绪的是张之洞的 ‘中体西用’属之，理性的没有太适当的例子。”诚然R. Linton曾把重整反应的本土运动 分类为巫术(magical)的和理性(rational)的两种，有学者增加一类所谓“情绪的”(emotio nal)，意指“形上的，意愿的，只讲‘应不应’而不问‘能不能’”；又说“张之洞之可憾 在于认识不足，在对于文化之不得真解，但这在当时实是无可奈何之事。”金耀基 著《中国的现代化》，载：《从传统到现代化》(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 年)，页180至181，194。 这种评张之洞对于文化之不得“真解”以及“中体西用” 属“情绪的”本土运动，是“形上的”，“意愿的”只讲“应不应”而不问“能不能”的论 点，与及有人指责“中体西用”论有碍工业化，这些论点都有值得待商确之处。本文多次提 出张之洞从儒家经世之学入手，从实践中尝试错误验证理论，在强烈忧患意识下，仍为振兴 工业苦思对策，以化解危机，所提交建议，泰半皆为清廷接受并颁布试行，绝非凭空构想的 奢望幻想，而是理性地的多方推敲部署，著著有益于国邦。而于当时能力范围内，至于谋事 在人成事在天，后人当不宜将成败全推在某人、某观点上，以不失以偏概全之弊。